【分　 类】 教育科学
【关 键 词】 蒂莉·奥尔森；工人阶级；母亲；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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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摘  要：美国犹太裔作家蒂莉·奥尔森有着少数族裔、工人阶级女性、左翼活动家、女权运动者等多重身份，本文笔者在解读奥尔森工人阶级母亲身份的基础上，回顾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对未来研究走向的展望三方面，解读奥尔森中篇小说《约侬迪俄：三十年代的故事》，来探讨她的小说创作自然而然的异于其它作家，能够发出独特的声音的原由。
关键词：蒂莉·奥尔森；工人阶级；母亲；女性
   
蒂莉·奥尔森（Tillie Lerner Olsen，1912—2007），是美国著名的作家、批评家、1930年代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也是美国第一代女权运动者。她的作品很少，但她仅靠寥寥数篇作品就在美国文学史上奠定了一席之地，并多次获奖。其中短篇小说《告诉我一个谜》（Tell Me a Riddle）赢得1961年的欧·亨利最佳小说奖，这部小说也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文学教程中的名篇，同年，同名小说集成为年度十佳作品。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约侬迪俄》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运动的最佳小说，那个时代的传声筒。她的作品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并被拍成电影，由此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正如罗伯特·科尔斯所指出的那样：“蒂莉·奥尔森所创作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一经面世便立即成为经典”；^[1]艾丽斯·沃克也说：“只有很少一些作家能够像她那样在作品中以及在与我们分享他们的见解时确确实实地每天帮助我们生活、工作、写作”。^[2]
奥尔森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一个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她的父母都曾参加过1905年俄罗斯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起义失败后逃亡到美国并在那里安家落户。父亲在米德时是个佃农，至1917年，举家迁移到30公里外的工人城镇奥马哈，奥尔森在此长大，父亲涉足造纸厂、屠宰场和牧场等各类工人职业，担任油漆匠和裱糊工人，同时凭借强烈的政治头脑和经济眼光担任内布拉斯加州社会主义党秘书。现实成长环境的得天独厚，她童年时在内布拉斯加州就接触青年共产主义小组和其它类似组织，而她的母亲让她成为了革命者，加入了犹太同盟（一个社会主义组织）， 1930年代末她加入共产党，此后很多年一直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奥尔森晚年在访谈中说到：在我十二三岁时，最想成为作家，因为父母我所与生俱来的社会主义信念深深的影响着我，在30年代，我看到一系列的自由运动，各种文学形式的并存，更是因为我父母所坚信的，我更加坚信“社会主义”这一肯定现实的来临。^[3]奥尔森的社会主义家庭背景、文化认同及工人母亲生活经历铸就了她异于其她作家的多重身份，发出独特的声音。这些逐渐积淀成了她的创作素材，加之在高中学习阶段，接触到莎士比亚、德昆西以及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博格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受到他们文学思想的熏陶和启发，促使她在亲历1932年、1934年两次工人大罢工后，决定将自己作为工人阶级母亲在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下所遭遇到的生活挑战及政治环境在小说中还原，于是《约侬迪俄：三十年代的故事》(Ｙonnondio：From the Thirties)逐渐诞生了。作者从1932年开始动笔，第一章曾以《铁喉》为名，发表在1934年的《党派评论》上。1936之后，奥尔森在奥马哈、斯托克顿、加利福尼亚的威尼斯市、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工作间隙继续创作这部小说，但她又因再次怀孕而中断了文学创作。1974年，这部小说在以《约侬迪俄：三十年代的故事》为题目出版之后仍然是未完成的，虽然奥尔森极力寻找当时的原稿和片段，想要在原稿的基础上完成这部小说，但终因时间久远，难以如愿。而正是这种“未完成”也给给读者留下了一个谜。
（一）
《约侬迪俄》的标题取自美国印第安语“为失去的哀悼”，整部小说展示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下个体的敏感意识，小说讲述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霍尔布鲁克一家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开始了寻找工作的旅行，他们从怀俄明州的矿区到内布拉斯加州西部的农场、最终来到工业化城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底层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随着每一次迁移的梦想挫败而不得不进行下一次旅行，尽管生活一次次使他们灰心丧气，但希望的火花却从未泯灭。
奥尔森在小说中有意识地从女性视角关注无产阶级文学，她借助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塑造了工人阶级母亲安娜这一形象，作家从经济、社会、阶级、性别等多重压迫进行描绘，尤其是她内心深处的、最难以排解的矛盾：作为母亲角色的幸福感与工人阶级的社会身份的冲突，以及二者延发的极其繁重的负担之间的矛盾。安娜笼罩在煤矿的阴霾中不能自已，为自己的工人身份所困，她本能地期望孩子们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摆脱“红色”的工人阶级双手，拥有“白色”之手。而不平等的社会教育体制下，工人阶级子女注定摆脱不了“红色”双手的命运。安娜时时处于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与挣扎中，她沉溺于母亲的职责和义务中而不能自拔。在第五章，安娜虽然承受着再度怀孕的身体不适甚至流产，她还是支撑虚弱的、病痛的身体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到第六章安娜已经需要卧床休息时，她看到家中又脏又乱，脏衣服堆积如山，孩子们的衣服和鞋袜亟需修补，内心就一遍遍的提醒自己完成家务。她的身心被沉重的家务、母亲职责所困扰，很多次她质疑这样的生活，试图挣脱与麻木顺从在激烈的对抗着，虽然质疑瞬间便湮没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但她有限的自我理解让她懂得“生活”而不仅是“活着”。安娜唯一一次打破缄默是在第七章，她短暂地展现了最完满的“自我”。那是她带领孩子们去野外采摘绿叶蔬菜，户外和绿色让她沉醉，忘记了孩子、房子、家庭和一切事务，精神和肉体俨然分离。长久以来，安娜呼唤野外，追求绿地、绿色、绿色蔬菜都是她的生活希望的对应物，长期以来把本真的我压制在“母亲”的身份下，潜意识屈从于妻子、母亲职责，压抑了自己作为人的“自我”需求。此刻外界的客观对应物与内在意识产生激烈碰撞，安娜获得自我的短暂释放。作家透过玛姬的感觉这样描述道：“玛姬觉察到一种陌生的幸福感进入母亲的身体，一种不关乎她们、不关乎她自己的快乐；遥远的、纯粹个人的快乐。”^[4]奥尔森淋漓尽致地将工人阶级女性的阶级和性别的毁灭展露在读者眼前。但是小说结尾处的安娜最终又回到真实生活，在辛劳、矛盾和失败中继续挑战、打破缄默的快乐探索之旅。小贝丝一遍遍地扔拣瓶盖，对自己的本领欣喜若狂，象征着安娜和霍尔布努克等工人阶级的希望和人的潜能得以实现的可能性。
作为工人阶级母亲，奥尔森也一度演绎着为养家糊口而奔走于众多职业，她在工作间隙从事创作的身心斗争中，与安娜不同的是，奥尔森最终以文学创作为媒介，挣脱束缚，打破缄默，终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发出工人阶级女性的声音。笔者认为揭开奥尔森的政治、文化及多重身份面纱，才能直击奥尔森作品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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