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大众媒体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也是促使传播者与受众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纽带,更是形成、复制、扩散和放大社会舆论的社会工具。”
[24]在清末提出奖励出身制度的过程中,《申报》不仅发挥了报纸传播信息的功能,而且还发挥了舆论功能。
任何制度的提出都是一个从孕育到逐渐成熟的过程,奖励出身制度亦如此。新政初期,《申报》最初主要是刊载当权官员的相关摺稿以及地方学堂招考或考核奖励的广告,向读者传播奖励出身的信息。1902年,作为当时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制定的学堂章程专门列出章节规定了该制度,这一规定在1904年的新定学务章程中得以保存延续,同时对各级学堂学生的奖励政策都做了具体和全面的规定,《申报》都对此进行了全文刊载。虽然这些只是将官方或地方的意见“公布于众”,其舆论导向表现得并不直白,但是《申报》的这种全文刊载本身也是一种相对正面的舆论立场。一般而言,报纸言论是最能体现报纸舆论立场的,其舆论导向表现得也更为直接。因此《申报》对奖励出身制度的论说也弥补了上述舆论不足,既有对政府奖励出身的支持,但同时也对某些学堂奖励出身表明自身看法。由于《申报》对奖励出身政策的论说所持态度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因而其舆论导向显得较为清晰。
从部分官员建议实行奖励出身并上奏皇上、皇太后,到政府最终认同此项制度,以及地方先进人士的支持,《申报》都进行了积极的关注并进行刊载宣传,不仅反映了当时当权阶级社会改革的具体环节,而且积极引导民众对这一制度的关注。
2、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申报》,同时以“意见领袖”身份将奖励出身制度介绍和传播给普通受众。意见领袖不是一个新名词,又叫舆论领袖。之所以称《申报》为“意见领袖”,是因为《申报》在近代中国报刊中的地位和影响。《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一纸风行长达77年,被称为“中国的《泰晤士报》”。
[25]它是近代中国传播和解释各种信息的重要载体,对受众产生了持久和特别的影响力。《申报》对当权者或先进人士关于奖励出身制度意见的介绍,不只是单纯的刊载政令传播信息,而且对相关奖励措施进行详细的解释,并刊载于报纸的头版之上。这样不仅可以能够使更多的受众了解到这一信息,同时可以引导受众关注这一制度。但是商业化报刊的性质也使《申报》“意见领袖”的身份表现的若隐若现。
3、综观上述史料,《申报》对清末新政初期奖励出身制度的宣传和介绍反映了当权阶级的意见,而没有全面反映普通民众的意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申报》的舆论导向作用。
报纸媒介在舆论领域实际上同时扮演了公众论坛和公众代言人的双重角色,既是舆论的载体,又是舆论主体(公众)的影子。
[26]因此,报纸媒介在舆论形成中不只是材料供应者,还是公众意见的反映者,只有这样才可以很好的充当舆论的引导者。《申报》关于清末提出奖励出身制度的介绍积极与国家倡导相配合,表现出对当时科举不能遽停、只能将科举与学堂合而为一做法的支持,从而引导社会民众对于这项制度的看法。应该说,《申报》这一立场是与时代进步相合拍的,顺应了时代潮流。但是,奖励出身制度自其最初提出、正式形成到最后消亡,对它批评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新政初期,《申报》的介绍的确有些不足,没有积极关注到社会民众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即使有,也是很微弱的。因此新政初期《申报》关于奖励出身制度的报道和论说还是相对保守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纸的舆论导向作用。
《申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除了要“上情下达”外,也要真正做到“下情上传”,将民间对于奖励出身制度的看法和意见传达给政府,同时也应该关注到这项制度的提出本身在近代社会转型期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以便民众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一制度。
四、《申报》舆论导向形成原因1901年—1904年,清末中国正处于重要变革的历史时期,身处其中的《申报》,能够保持自身的立场,对当时备受争议的奖励出身制度进行不断的介绍,其舆论导向作用是不可忽略的,而这种舆论导向作用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申报》对报刊功能的深刻认识和认真践行。众所周知,报刊媒体的首要功能就是服务社会,包括宣传政令、表达民意、监督政府等,它决定着一家媒体的品质和担当。《申报》认为“朝廷之行政,小民纵欲有意见,未免君民分隔,诸多不便,一登于新闻内,则下情立即上达。至于闾阎行事、制器,或远隔重洋,或另在他国,信函相商,多劳往返,一登于新闻纸内,则千里如同面谈。
[27]”因此,凡是涉及国家有利于社会变革和稳定的政令,《申报》都会坚守自身的媒体责任进行宣传和报道,以此真正做到“上情下达”,“上行而下效”,“下情上传”。《申报》对清末新政初期奖励出身制度的报道体现出正面立场,严肃对待,坚持将有关国家政令或先进人士的建议传播给读者,使读者能够了解奖励出身制度,同时引导读者对奖励出身制度的认识。
2、外商办报和民间营利报纸的性质。《申报》是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办,一开始就确立办报目的为营利。作为商业性的报纸,《申报》无特别政治背景,对于社会政治的参与是很有分寸的。对于备受争议的奖励出身制度,《申报》言论谨慎,多属建设性意见,不会冷嘲热讽,不会直接攻击政府,而是将政府对于奖励出身制度的相关决定进行刊载以供读者自行解读。自创刊开始就确立了“义利兼顾”的办报方针,讲“义”就不能事事谄谀中国官方,取欢于读者。
[28]因此《申报》也不是一味迎合政府,也有少许不同声音。总体来看,《申报》奖励出身制度提出的介绍是顺应时代和政治变化的。
3、清廷对报刊言论的控制和主笔的相对保守。清末“新政”前后,清廷对报刊的控制还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在报刊言论方面。早期《申报》虽以言论见长,但是在议论时政时却很少直接批评朝政与官员,对朝廷较为恭顺。新政初期《申报》在奖励出身制度中的立场也基本与朝廷保持一致,论说和报道相对保守。当然这与《申报》在这一时期的主笔立场也是有关的。当时主笔如黄协埙等热衷科举,追逐功名,观念较为保守,加之本身谨小慎微,所以处理稿件是十分谨慎的。
《申报》作为外资兴办、国人主持的一份中文商业化报刊,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盈利。清末新政初期,《申报》并没有因利益而疏于关注社会政治变革,而作为社会政治变革环节之一的奖励出身制度也成为它的关注点,其目的是引起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传统士人的兴趣,促进他们对新式教育问题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从而培育起要求废除科举制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进程。可以说,奖励出身作为一种制度在新政时期能够得以保存延续,与《申报》的舆论动员和引导作用是有密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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