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摘要:清末新政初期,奖励出身制度的出现是诸多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报刊的舆论导向作用是重要方面。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商业化报纸——《申报》,对奖励出身制度采用刊载章程、官员摺稿、广告、论说等形式进行宣传和介绍,充分发挥了报刊媒体的舆论功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舆论导向。同时这种舆论导向也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
关键词:奖励出身制度;《申报》;舆论导向;形成原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XW003)
奖励出身制度,作为清末新政时期废除科举制的一种辅助政策,恰当地满足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和民众心理的需要,它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提出是诸多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报刊的舆论导向作用是重要方面。中国近代报刊往往能够在社会转型中形成自身话语权,而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商业化报纸——《申报》,对新政初期提出奖励出身制度发挥了自身独特的舆论导向作用。这种独特的话语权所起到的动员和扩大社会基础的作用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本文将以1901年—1904年《申报》所刊载的相关史料来分析其对清末新政初期奖励出身制度所发挥的舆论导向以及这种舆论导向的形成原因,以此来深入认识中国近代报刊舆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清末新政初期奖励出身制度清末“新政”以前,奖励出身的方法曾在洋务派和维新派所办的新式学堂以及出洋留学生中采用过,由于当时学堂内部结构不完善以及留学人员的参差不齐,所以当时奖励出身政策尚未形成体系。自拳匪之乱后,清王朝陷入了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之中,为了继续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清廷开始着手实行“新政”,继而开始进行各项变革,其中尤以教育方面的改革成效较为显著。奖励出身政策以促进新式教育发展而成为清廷教育改革考虑的重点,成为旧学向新学过渡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历史环节。
“出身”一词,一般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个人最早的经历或身份,如农民出身、屠户出身等说法;另一种是指科举考试中选者的身份、资格亦指学历,如清末时期的“正途出身”、“异图出身”等说法。
[1]而清末时期的奖励出身,是指按照考核成绩的高低来奖励学堂或留学学生一定的科举出身如进士、举人、贡生、禀生等,并授予一定的官职。它是清末时期一种特殊的选才制度,将“学堂与科举合而为一”。
1901年4月“兴学诏”颁布,兴办学堂成为当务之急,同时在这一时期,科名始终像一堵无形的坚壁横亘在学堂门前,成为士人进入学堂的障碍。为了消除这种心理障碍,1901年12月政务处、礼部拟定《政务处礼部会议学堂出身疏》,奏准各省大学堂毕业生,咨送京师大学堂复试,“侯旨钦定作为举人、贡生”,“俟举人积有成数,再由大学堂严加考取,咨送礼部,奏请特派大臣考试,侯旨钦定,作为进士,一体殿试,分别等第,带领引见,量加擢用。”
[2]在张之洞、张百熙等人的推动下,1902由张百熙主持制定的中国第一部学制——《钦定学堂章程》中,把奖励学生毕业生出身列为专门一章,实行学堂奖励出身政策。这一规定在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得以保存延续。学堂奖励也由一项个别学校的兴学措施,正式成为一项制度,成为清末新学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奖励出身作为一种制度,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与否的夹缝中得以产生。虽说其生存时间极为短促,然而,作为缓冲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它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提出是诸多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报刊舆论导向作用是重要方面。
随着近代报刊在华的产生、发展以及近代西方新闻思想的传入,国人开始对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舆论功能有所认识,并逐渐利用这种舆论功能将自己或所代表的观念和主张迅速、广泛地传递给社会各个阶层,从而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虽是外商在华创办的民间营利性报刊,但是作为当时影响力颇大的传播媒介,对新政初期奖励出身制度的出现,充分发挥了报纸积极宣扬政令、引导公众,并在政府施政过程中进行监督的功效,同时以其独特的舆论导向推动最后的正式形成。因此《申报》对于奖励出身制度的提出所发挥的舆论动员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二、《申报》对清末新政初期奖励出身制度的介绍形式《申报》作为一份商业化的报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盈利,但是只有满足读者的需要才会真正盈利,因此国家政治、社会事件等仍是其报道的主要内容,而奖励出身作为新政初期被清政府广泛提及的社会事实,自然也会受到广泛关注。新政初期,奖励出身制度最初是由当权大臣提出的一种废除科举制度的过渡性措施,直到写入学务章程成为新学制的一部分才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得以延续下来。
《申报》对奖励出身制度的介绍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1、全文登载有关新式学堂或学务章程。这些章程有的是学堂开办章程,有的是学务章程,如1902年京师大学堂章程,专门列出第四章即学生出身“恭绎历次谕旨,均有学生学成后赏给生员举人进士,明文此次由臣奏准大学堂预备速成两科,学生卒业后分别赏给举人进士
[4]”,大中小学堂循序而阶,考核合格后予以出身奖励。1904年新定学务章程将奖励出身确定下来,“毕业生等奖给出身,均由试官考定……俟内外场考毕,合计内外场分数,暨平日品行分数合格者,照另订专章,分别奏请赐予各项出身,分别录用。照此考试奖励之法,优劣能否,众目共睹。
[5]”奖励出身政策一直被延续下来,而《申报》也记录了这一过程。这类报道是《申报》连载的开办新式学堂或学务的章程制度,这些章程把奖励出身确定下来并使其系统化,实际上记录了奖励出身政策在新政初期逐步体系化、制度化的过程。
2、刊载官员奏议新政或变通政事的摺稿。这些摺稿在议覆新政或变通政事中专门谈到学堂或留学奖励出身,如1901年5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议覆新政“夫中国今日时势益贫益弱,几至难以图存,臣竊筹目下之要图,其根本在用人,其维持在理财,而总归于事求实际……皇上仿拔贡优贡之制特加朝考第查优劣,优者授京外官即为进士出身,其下第者回省学堂再课以待下科录送。其拔贡优贡则尽废之,如此师有专职则尽心于课程,学生有出身则专心于学业。
[6]”认为科举作为取士之途一时不可遽停,但是可以采用奖励出身政策来选贤任能。1901年6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变通政事人才为先,其中专门提出育才兴学具体措施之一:设文武学堂,摺稿中关于大中小学堂具体分类和授课考核,“习文事者高等学校毕业后,发给凭照略如中国举人,分类量能而授以官,其愿再学者升入大学校,大学校毕业领照者略如中国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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