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可贵的是,作品从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出发,作者没有把张裕民写成“高大完美”的英雄,没有过分拔高他的“思想水平”,而是如实描写了他在农民阶级与钱文贵处于复杂化的相持阶段中,有一个明显的犹豫和缺乏斗争勇气的徘徊过程,多方面地表现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虽然他衷心拥护土改,但他顾虑重重,认为群众有许多糊涂观念,有许多错误想法,因此感到群众不可靠,怕领导不好运动。张裕民的这些看法,不能说毫无道理,是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然而,他还没有看到群众的本质,而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以于眼前的现实所采取的态度也是不恰当的,仅仅做到这点也很不够的。在这个时候他还不能毫无畏惧地把自己掌握的真实情况、看法和意见主动地向工作队讲出来。他所表现出的种种顾虑,其实还是个人主义的东西。这些思想负担来自剥削阶级的思想毒害和旧的生产关系。它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在农民心里还不会引起大的波澜,但一旦经历一场巨大的变动时,它们就会在农民心中引起激烈的矛盾冲突。而这个矛盾冲突的过程,就是错误的、不健康的思想意识被克服的过程。广大农民在进行对封建地主斗争的同时,也进行着艰苦的自我思想意识的改造。张裕民便是典型的代表,随着他思想矛盾的加剧,最终成为率领群众前进的人。尽管出现过一些“焦虑”,但他也没有放弃一个党员的责任和立场,在群众和党员中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这作为一个侧面,在张裕民整个形象中居于次要地位,而且是作为被克服的缺点来描写的。
在工作队执行正确路线同志的支持下,他正确地选取钱文贵为斗争的主要对象。为了斗倒这个狡猾的敌人,他一方面在党员干部中间进行耐心地“解释”,让他们丢掉私心杂念,排除干扰,认清方向;另一方面支持和组织群众对反动势力的斗争,譬如支持群众先把地主家的果园子看起来的提议,支持刘满的斗争,组织群众到地主江世荣家取红契的斗争。这些斗争,都是对群众的有力发动,为更大的斗争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章品的到来,是张裕民向杨亮反映情况的结果,是他对文采那套错误作法斗争的结果,是他沉着、干练、依靠党、信赖党的表现。党员大会上,他首先“把自己数落了一阵”,这又表现他对党的忠诚和坦荡胸怀。他的这种态度使大会很成功,统一了思想,扭转了局面,势如破竹地解决了问题。继之,作品写了他在群众斗争钱文贵的预演大会上,发动、组织广大群众学会斗争方法,调动刘满等人的积极性,集中火力揭开钱文贵的反动本质,如何为同钱文贵的面对面斗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形。而在第二次群众斗争大会上,当着群众已经觉醒、人们的愤怒情绪如同喷发的火山一般的时候,他又能注意掌握政策,既不伤害群众和积极性,又将身子伏在了钱文贵的身上,免了钱的一死。此时,张裕民思想性格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升华。作品结束时,张裕民显得更为成熟了,“什么任务也要完成它!”他与干部群众一起,加强武装,巩固土改成果,信心倍增地去迎接更加伟大的斗争。高尔基在谈对革命英雄人物的描写时说,写革命英雄“必须朴素,甚至庄严,要避免任何装饰。”应该说丁玲对张裕民以及其他农民英雄、积极分子的描写,正符合这个要求。在当时一个特殊动荡的时代里,党提出了一项新的政策,要进行土地改革,无疑是惹人争议引发轰动的。而这对于那些地主们是多么的不利的,哪里肯把自己的财产硬生生给别人的,而此时肯出来支持土改的,也只有身无分文、温饱有待解决的农民,对他们如此有利的政策有什么理由不支持的呢?张裕民便是众多农民的一个代表、缩影,一个敢去先吃螃蟹的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块土地,它的气质,姿韵;这块土地,它的气息,色彩;这块土地,联络着它的一切的故事,是永远难以忘怀的。它的境界是深邃而辽远,沉毅而阴郁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这特殊的土地,而张裕民则是这块土地的领头人。总的说来,丁玲笔下的张裕民是一个忠于党和农民群众的农民党员形象,也是一个沉着、干练、有心计、有魄力、有办法的农村基层领导者的形象。虽不算高大,但却坚实而又光彩。可以说,在党的引导教育下,张裕民由一个毫无人生目的与乐趣的完全被麻木了的“奴隶”转化为一个觉醒、在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的“走在最前边的人”。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因此,如果我们不是超越历史阶段和生活实际去苛求张裕民形象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人物具备了较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感。丁玲笔下的张裕民是成功的,也是感人的。
[参考文献]:
[1]宋建元 丁玲评传 陕西出版社 1989年3月第1版P352—356
[2]竹可羽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人民文学 197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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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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