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语文教学具有上述种种实际情况，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实际上乃是文艺教育。(这当然不是说语文教学可以忽视非文艺教育。)而文艺教育的本质则是以形象直观的手段对读者受众进行的全方位立体式的心理尤其情感教育，这便和数理化教育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数理化教育本质上则是以逻辑推理的手段对读者受众进行的思想理论教育。前者直接受美学和心理学的指导，后者直接受哲学和逻辑学的指导。(过去那种简单地用哲学和逻辑学指导文艺创作的方法毫无疑问是片面的、错误的，我认为这也正是导致文艺经常遭受社会政治冲击干扰的认识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素质教育来说，语文学科好比中医，学习运用它，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慢慢地“煎补”;数理化教学则好比西医，学习运用它，教师需要引导学生逐层地 “解剖”。对于科学作品来说，它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思想价值。科学著作反映的是人们实践的认知成果，文艺作品表现的则是人们对生活的心理体验(过去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恰切的，因为文艺描写展示的生活乃是作家主观体验的生活，它既有社会性也有个人性;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由于人的思想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数理化等科学作品价值的高低便主要体现在一个“新”字上;对于文艺作品来说，它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包括情感价值、思想价值、思维价值、意志价值、兴趣价值、审美价值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心理价值，而以情感价值为主。特别是那些非当代的文学作品。既使是当代文学作品，对于当代人来说有着较多的先进思想，但是如果把也不代表这些人的它们先进的科学文化书藉比较起来，明显带有强烈感性的色彩，既抽象又朦胧。由于人的情感总是随着生活经历的逐渐长久而不断丰富和深化的，文艺作品价值的高低便主要体现在一个“老”字上，这就是说越老的东西越有历史性(即有历史的认知价值)，而越有民族性的东西越有民族性(即有民族心理和文化的认知价值，它是民族集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感情基础)。正因此英国学者布尔韦尔。利顿说：“在科学著作中，最好读最新的书;在文学著作中，最好读最老的书。”

　　另外，语文教学所要依据和着力培养的学生思维模式也和其他许多学科，特别是数理化、等自然学科有根本的区别。前者偏重感性直觉，主要运用形象思维(以初、中级水平为主，当然这种形象思维也离不开必要的抽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作为补充。);后者偏重理性分析，主要运用抽象思维(以初、中级水平为主，当然这种抽象思维也离不开必要的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作为补充。)众所周知，南唐后主李煜与北宋徽宗做皇帝都非常无能，但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艺术家，前着精通音律词赋，后者善长绘画。在近代，季羡林、钱锺书在文史领域都是我国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可是他们早年数学成绩却十分不理想。著名学者钱文忠老师在《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一文中披露：李先生小时候文理偏科严重，高考时百分制的数学试卷只得了4分。比季羡林高一届的钱锺书先生中英文俱佳，可他当年高考时百分制的数学试卷也只得了15分。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德国人奥托•瓦拉赫，人造香精和合成树脂工业的奠基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瓦拉赫在读中学时曾经想走文学之路，不料一学期下来他从老师那儿得到的竟是这样评语：“瓦拉赫很用功，但过份拘泥，这样的人即使有着完善的品德，也绝不可能在文学上发挥出来。”此后他改学油画，可瓦拉赫既不善于构图，又不善于润色，成为全班倒数第一，学校的评语坏得让人难以接受：“你是绘画艺术方面的不可造就之材。”只有化学老师认为他做事一事不苟，具备做好化学试验的素质。因此建议他转学化学，这下瓦拉赫的智慧火花才被一下子点燃起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这两种截然相反而又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季羡林、钱锺书这类人，右脑发达，形象思维是他们的优势;而瓦拉赫这类人，左脑发达，抽象思维是他们的优势。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每个民族每一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往往都不是最伟大的文学家，每个民族每一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往往都不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就人类讫今为止的思想发展史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爱因斯坦等人可算首屈一指，然而他们中谁都不能堪称人类讫今为止文学发展史上的最伟大的文学家(虽然他们中也有不少人同时也是文学家，甚至也曾经在文学上取得过很辉煌的成就。);同样，就人类讫今为止的文学发展史来说，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歌德、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等人也可算首屈一指，然而他们中同样谁都不能堪称人类讫今为止的思想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虽然他们中也有不少人同时也是思想家，甚至也曾经在思想上取得过很辉煌的成就。)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纯思想的学术活动永远不可能造就出真正的文学家。因为文艺活动需要很强的感性天赋，更需要丰富深厚的生活积累。

　　总之，正是由于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语言能力，语文教学内容的偏文学性，思维方式的偏艺术性，语文教学的主要方法便只能是多读书、多感悟!因为文艺作品的思想固然可以分析探究，但作为文艺作品的主要内容的情感、意志等内容却是无论如何也分析不好、分析不了的。对于学生的语文学习来说，感动其实远比理解重要，而且感动常常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进一步说，学生对语文课文的理解往往是取决于他们受文章内容感动的程度，并且常常是随着对文章内容受感动程度的逐步加深而渐行提高。学生读书过程中每受文章内容感动一次，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也就加深一次。至于对整篇文章的理解则往往要反复多次才能接近于完成。这和学生学习数理化等自然学科理解知识时运用逻辑推理几步就到位的思维特点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么，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是怎样被文章内容感动，又是怎样受文章文章内容感动的呢?

　　其实，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被文章内容感动的过程是：

　　多读 + 多感悟 感动

　　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受文章文章内容感动的过程是

　　感兴 感受 感染 感悟 感化 (李吉林老师《情境教学法》)

　　说起感悟能力，中国人其实是世界上最善于观察感悟也最善于阅读感悟的人。中国古代多数文化典籍尤其是作为万经之首之始的《易经》就是伏羲、周文王等人长期观察感悟自然的结晶。和西方文艺注重外向感情的抒发和典型形象的塑造不同，中国文艺则注重意蕴丰富的意象与意境的营造特别强调内敛的抒情方式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这其实也是由中国人的注重整体感悟的民族性格特点决定的。上面我所引用的孔子的那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可以说是道出了中国几千年汉语文教学的一条基本规律：读思结合。不过必须指明的是，此句中的“学”并非指今天的学习含义，它特指人们的各种读书活动尤其是朗读，而今天的学习是包括感知、记忆、理解、巩固、运用等在内的多种接受信息提高自身素质的过程;此句中的“思”同样并非指人们学习数理化等自然学科常用的抽象思维，而主要指人们学习各种文学艺术常用的包括想象、联想在内的形象思维。因为孔子的这一学习方法只能主要来自于对自己的学习实践的总结。而据《史记》等史料记载孔子当年的主要学习活动除了游历就是读书，而且孔子多数读的是诸如《尚书》、《春秋》、《诗经》之类的人文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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