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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的学习，使鲁迅对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式有了清醒的认识。他的杂文《庆祝沪宁克
服的那一边》，提醒人们在北伐革命胜利进展的形式下，反革命也在加紧工作，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远进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广州也发生
“四·一五”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的大逮捕、大屠杀。鲁迅营救中山大学被捕
学生的努力遭到国民党右派拒绝。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职务。残酷的阶级斗争
的现实，促使鲁迅思想发生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质的
飞跃。他在 《三闲集·序言》中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
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自我到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
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宫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
此轰毁。”现实使他更进一步看清了中国的革命，也使他更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
革命家。在以后的文章中，体现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政治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正
确而卓越的见解。
三、新文化的危机还来自国民革命的另一个结果。20年代的中国社会。存在
着严重的阶级矛盾。下层民众的苦难。以说是几千年一贯的历史事实，但在一般
情况下，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制约，苦难的大众并不一定有足够的“阶级觉悟”，
也不一定能够导致农民起义那样的翻身之举。但是国民革命高潮却象助长民族主
义情绪一样助长了阶级意识的觉醒。
    革命高潮到来之际，情况完全不同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孙中山等
国民革命领袖们看到了工农力量的重要性。因而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
表的《宣言》中明确宣称民族的解放事业“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
并且作出允诺：“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
国内各种贫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这就在国民革命中为追求阶级
翻身的革命运动留有了广阔的空间，使下层工农大众追求翻身解放的运动得以轰
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就在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大声叫好之际，国民党的大多数却对此不以为然，作
为军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不愿意承认这种翻身的合法性。他们的态度正如毛泽
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嘲弄的：“嘴里天天说 ‘唤起民众’，民众起
来了又害怕的要死。”然而，抱怨并不能改变当时的革命现实。他们既然害怕的
要死，就要采取措施。他们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对工农运动的组织发动者们进行了
清洗和镇压。
    1927年春夏，国民党背叛革命，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勾结，对共产党
和革命人民实行清党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北伐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转入低潮。由
于上海的大都市条件和租界的特殊环境，许多革命作家到达上海，他们经历了阶
级斗争的风云变幻，思想进一步革命化。他们愤慨于国民党的叛变和屠杀政策。
不满文学的不适应于现实斗争。在重返文坛的文人团体中、创造社和太阳社于
1928年1月正式打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粗浅的，存在着片
面性和机械论的倾向，:又受到当时国际国内革命队伍内左倾思潮的影响，因此他
们。的主张有许多错误。（一），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缺乏准确的分析，因而对
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任务，革命的对象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他们认
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己经不是单纯或民族或民权的革命了”^[4]；他们忽视反封
建的重大历史任务，贬低反封建的创作主题，钱杏村的长篇论文《死去了阿Q
时代》，以“没有现代的意味”，“在时代意义上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等论断，
几乎全盘否定了鲁迅的具体深刻反封建意义的创作，他们把资产阶级作为主要的
敌人，创造社把刊物的任务定为“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5]，太阳社
否认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反复强调“现在革命运动是更为高涨的” ^[6]，因而，在
他们的革命文学创作中，有不少表现左倾盲动错误倾向和偏激情绪的工人罢工暴
动和暗杀复仇的作品。（二），在文艺思想上，他们夸大文学的作用，说文学能“组
织生活” ， ^[7]文学要“超越时代，创造时代” ^[8]，无产者文艺“是一种有破坏力的
物力” ^[9] ，他们在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时忽视文艺的特征，甚至鼓吹标语口号文
学，声称要把艺术技巧“让给昨日的文艺家去努力。” ^[10]（三），他们认为，建设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实行文学的万向转换，必须对“五四”以来的文学进行批判，
他们又有唯我独革的宗派情绪，因而，他们否认批判鲁迅，嘲弄胡适，扫荡几乎
所有的“五四”作家。他们竭力否定文学革命的成就，猛烈批判“五四”新文学
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新青年》集团和文学革命的开创者进行扫荡。在他
们看来，启蒙是浅薄的，新文化运动是不合适宜的，“胡适之流”的叫喊“力竭
声嘶““其余一些半死不活的大妖小怪”不过是“跟着一齐乱喊”，"新文化运动
的这些 ‘名流’完全不认识他们的时代，完全不了解他们的读者，也完全不了解
自己的货色” ^[11]田他们尤其是集中攻击鲁迅，称鲁迅是“落伍者”、“资产阶级的代
言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双重反革命”。^[12]，甚至对鲁迅
进行人身攻击。
     作为“五四”文坛上一个“异军突起”的有影响的社团，创造社与太阳社一
起，以这样一种姿态开始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一次再革命，对“五四”新文化进行猛烈的反叛与颠覆，毫不疑问，它从另一个方面加剧了新文化的危机。
四、面对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挑战，鲁迅进行了强有
力的反击。
     鲁迅在论争中写了《醉眼中的檬拢》、《铲共大观》、《文艺革命》、《我的态度
气量和年纪》等文，批评创造社、太阳江的错误，对革命文学发表了许多重要的
意见。
    挑战者们认为阿Q时代己经死去，^[13]大众己经不需要启蒙，强调作家放弃知
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而充当大众的留声机。鲁迅却不承认阿Q时代已经过去，
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启蒙立人之路。他在同一时期《语丝》上同时发表《路》、
《铲共大观》等一系列文章，其显著的主题就是揭露现实的黑暗和民众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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