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也建立了从中学到高职高专到本科大学再到研究生教育的教育体系，但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与澳大利亚相比，等级性、层次性十分明显，且相互分立，没有形成相互衔接的体系，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目标，即职业人才目标，教育的文凭性十分明显。我们应从终身教育高度，建立各类型教育的学分相互衔接的学分制体系，制定工作经历学分评估制度，让国民根据自身的特点与需要选择不同的学习路径，在大学、职业教育与培训院校、工作岗位之间不断地进行切换，形成灵活、开放的国家教育机制。

　　在澳大利亚，TAFE学院的学生成分是五花八门的，有高中毕业生，有在职人员，有无业人员;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老年人，其中60%以上为在职人员。本科大学也有15%以上的学生具有不同程度的工作经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源数量急剧减少和社会技术人才需求的逐渐饱和，我国高职教育已经进入了“由量到质”的“瓶颈”阶段，危机已经存在。为了解决这个“瓶颈”问题，许多高职院校都想通过国家政策打“中职”毕业生的主意。虽然随着中职教育免费的普及，中职毕业生读高职的人数会有所增加，但这远远解决不了高职院校所面临的“瓶颈”。我们还必须借鉴澳大利亚TAFE学院成人教育的经验构建成人教育与培训体系，开发适合区域产业结构要求的专业及高质量的培训包，为区域成人“量身定做”教学方式、学籍管理和教学管理模式，如设置弹性学制、开夜课和周末课、让学生选修学习模块、建立工作经历学分评估制等，以吸引区域内更多的成人参加学习。高职院校今后不能再以全日制而自豪。

　　四、构建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职业教育的机制

　　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不断完善立法和相应的政策推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构建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职业教育制度，促使企业与学校合作办学，充分利用行业企业先进的设备和企业管理经验、现代化生产基地等资源优势，来弥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不足。澳大利亚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职业教育的形式主要表现如下：一是产业(行业)委员会、雇主(企业)委员会为职业教育制定岗位职业标准、资格证书标准。产业委员会每三年进行一次行业教育、培训信息调研，形成国家产业技术状况报告上报给部长级教育委员会，再由部长级教育委员会进行分析，形成国家教育、培训调整方案，再返回给产业委员会制定新的岗位职业标准及教育、培育包标准;二是产业(行业)委员会、雇主(企业)委员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包的开发与课程教学单元标准的制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有专门的管理规定要求产业委员会、雇主委员会参与培训包的开发，并且要以产业委员会为主导，由产业委员会组织雇主委员会、职业教育院校教育专家共同开发培训包。课程教学单元标准也是由职业教育专家与产业委员会根据职业岗位标准共同制定的，并由产业委员会审定;三是行业顾问委员会参与审定职业院校设置的专业。澳大利亚职业教育院校开设的专业都是由州教育部和行业顾问委员会根据专业设置条件来审定的;四是参与职业院校教学质量评估。澳大利亚行业顾问委员会每年都要对职业院校教学质量定期进行评估，并发动企业雇主对职业教育和培训进行满意度调查，且参与学生的学业成绩与技术水平的鉴定，并将评估与调查结果上报给州教育培训部、部长级教育委员会及学校，确保职业院校所培养的毕业生符合企业需求;五是提供生源、资金、设备、技术的支持。澳大利亚的企业对员工的教育、培训非常重视，每年都派大量的员工进入职业院校参加培训并承担其全部费用。这既与“企业必须承担职工和准备录用人员的职业教育费用(《职业教育法》中的条款)、年收入在22.6万澳元以上的雇主应将工资预算的2%用于员工进行资格培训(《培训保障法》中条款)”等法律条款有关，也与企业人士对劳动者技能与知识在企业国际竞争力中作用的认识有关。此外，企业还常通过独资、合资、捐资等方式为职业院校购置或捐助现代教学设备，甚至帮助学校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模拟实训公司网络供所有职业院校使用，以帮助职业院校改善教学条件，改进教学技术;六是提供师资支持。在澳大利亚，企业非常支持职工参与职业院校的教学。因为他们意识到职工参与职业院校教学既能帮助职业院校改善教学质量，又能提高职工的理论知识与分析能力及社会能力，同时又能在学校与企业之间起桥梁纽带作用。在澳大利亚，职业院校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企业的兼职老师;七是帮助建设实训基地和提供师生实训场所，并参与实训管理。在澳大利亚，职业院校教学工作是在学校和企业两个不同的地点交替进行的。企业不但无偿接纳学生实习和专职教师实践学习，甚至付给实习学生和下企业锻炼的教师一定的额外劳动报酬，同时指导、帮助学校建设与企业真实环境相似的实训基地。

　　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职业教育是澳大利亚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法宝，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特色之一。在我国，企业对职业教育与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关系还没有清醒的认识，校企合作只能是一头热一头冷，一方面企业找不到满足企业需求的职业人才，另一方面职业院校又不知如何确定培养目标、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对应的工作。要解决这种脱节的矛盾，国家应尽快通过立法和税收减免等手段促使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职业教育工作，强制推行职业资格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并按一定比例单列企业员工培训费，另一方面职业院校也应主动与行业、企业沟通，找准合作利益平衡点及相应途径与方法，让企业参与从教学标准制定到教学质量评估的全过程，并不断提高职业教育针对性与教学质量，增强为企业服务的能力。

　　五、经费划款引入市场机制

　　在澳大利亚，职业院校的经费并不是按照人员编制划拨的，而是根据职业院校在校生人数和开设的课程数量提供的，提供的方式不是直接拨付，而是采取国家招标的方式，即国家以教育培训这个“特殊项目”的“外包方”的姿态出现，采用高效率的商业化运作方式向职业院校发标。哪个职业院校教育与培训适应经济和社会需要，且教学质量高、成本低，政府就让其中标，即向哪个学校下达项教育与培训任务并划拨经费。这种拨款机制成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的指挥棒，公立的和私立的教育和培训机构都积极参加该市场的竞争。这种经费的管理模式促使澳大利亚职业学校最大限度地适应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高效地利用了教育资源。另外，澳洲政府还鼓励职业院校进入市场，得到企业等社会各方面的支助。从一定程度上讲，职业校院不仅是国家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而且是“经营实体”。

　　同时澳大利亚还倡导发展民办职业教育院校，并每年拿出20%以上的教育和培训项目让民办院校与办公院校一起参与竞争，以此刺激公办职业院校提高教育质量，增长办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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