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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二、作为使人崇高起来的意义普照光
哲学是使人崇高起来的意义普照光。“哲学的‘爱智’，无论是对自然的‘惊讶’，还是认识人自己，都不仅仅是一种对知识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关切，对生活境界的陶冶”。[④]哲学教育就是要在体悟哲学问题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形成一种奋发进取而又睿智通达的生活态度。“为学与做人，其道一也”。
教育史家孟禄、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等人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史前时期，教育的主要方式就是未成年人对成年人行为和活动的模仿，这种模仿是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进行的，它无时不在，它与生活过程是一致的，它本身就是生活的一种形式、生活的内容，它是在生活中、通过生活、为了生活而进行的。就其本性而言，教育产生于人类种族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基本需要，教育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式。教育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生活的东西，而是与人的生活具有天然的、内在的联系。哲学作为普及的人文修养教育，它创造的是一种“有我”的哲学，哲学绝不是一种“无我”的冷冰冰的逻辑，而是熔铸着哲学家的理想、信念、和情操的“有我”的创造性的活动。哲学是人类的故事，也是哲学家个人的故事，哲学家是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也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因此，哲学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的问题。”哲学就是“以其独特的心灵体验、独立的反思意识和独到的理论解释”去表征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
瑞士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反复强调，人的崇高精神的永恒本性与动物的感觉本性是相反的。人怎样在将自身转变成这种崇高精神的永恒本性时能找到他真正的自由和独立，而且也能够听到他的永恒神圣的父亲的声音，这是一种实现自身意识的呼唤。从裴氏关于人的崇高的高级本质的观点和内在精神核心的观点看，人能够在对自己和上帝的爱，期望、信赖中获得和谐的生活，但由于动物性的癌觉，他也能走向歧途，将自己丧失在世俗的世界上，落入与自身和上帝的斗争中。 这就说明人是矛盾性的存在，一方面，人是物质世界特定链条上的特定环节，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自然存在物，是“自在、自然的”，但是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物，人是“自为、自觉的”，人的存在具有超越性，而人的超越性决定了人无法忍受单一的颜色、凝固的时空、自我的失落、存在的空虚以及连生命和灵魂都不复存在的彻底的空白。人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的，而是为了寻求意义而生活的，人创造的是属人的“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中的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是一种寻求意义和价值的存在，而人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就是人的本性的彰显，即人对崇高的追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其核心是人通过“自我实现”，满足多层次的需要系统，达到“高峰体验”，重新找回崇高，实现完美人格。他认为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多种动机和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超越性的，追求绝对的真、至上的善、最高的美，将最终导向人的崇高本性的塑造。席勒在《论崇高》中说到：“修养会使人获得自由，它能帮人实现他的全部概念”，[⑤]这里，席勒所指的修养是道德的修养，而道德修养来源于崇高的审美教育，这种教育是为人身上“纯粹的精灵”服务的，只有这种教育，才能使人获得崇高。
宗教无法使人寻求到意义和价值，不论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都不是教人怎么生的，而是教人怎么死的，佛教的涅槃、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来世都是死后的世界，但是海德格尔说了，人是向死而生的，所以我们要寻求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寻求崇高，科学可以让人崇高起来吗？不能，按照科学我们也无法寻求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更不用说崇高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科学倡导营养均衡，必须按照科学搭配食物，但是科学却又告诉我们，不能随便搭配，因为各种食物会在我们的胃里发生化学反应。按照科学我们都不知道该不该吃、怎么吃，生活缺失了意义和价值。而哲学作为意义的“普照光”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真实内容，是人的精神家园。
哲学，它既是人类的光辉灿烂而又迂回曲折的文明史的理论表征，它本身也是人类精神的庄严崇高而又艰苦卓绝的不尽追求的理论表现。古往今来的伟大哲人，无不具有巨大的、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执著的主体自我意识。对人类进步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深思，对人类未来的憧憬，这是哲学家的不可或缺的“人文情怀”；对自己所从事的哲学事业的挚爱，对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自觉，对自己所进行的哲学探索的自信，这是哲学家的极为重要的心理品质；对流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进行前提的追问，对人类的哲学理念进行创造性的重构与再建，对自己所承诺的哲学理念进行前提的批判，则是哲学家的永无止境的求索。
三、使人作为人成为人的崇高的理论旨趣
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说，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这个说法很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王”。照相拉图所说，在理想国中，哲学家应当为王，或者王应当是哲学家；一个人为了成为哲学家，必须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的心灵能够由变化的事物世界“转”入永恒的理念世界。这也是中国哲学赋予哲学的任务，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探讨“解放何以可能”的哲学，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的崇高，就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就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那样，“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⑥]由此，我们可以对崇高的追求、异化与实现作出这样的解释：崇高的追求，就是对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崇高的异化就是把人对自身全面发展的追求变成对各种非人的“神圣形象”或“非神圣形象”的崇拜；崇高的实现，就是在消解崇高的异化形态的过程中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类及其哲学追求崇高的过程，就是消解崇高的异化形态的过程；消解崇高的异化形态的过程，也必须是追求和实现崇高的过程。追求崇高和消解崇高异化形态的统一，就是崇高的历史重构、也就是人自身的历史发展。因此，人类及其哲学必须坚忍不拔地承担起双重的使命：在坚守哲学对崇高的现实的追求中消解崇高的异化，在消解崇高的异化中坚守哲学对崇高的现实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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