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然，我们就以“文革”时期英语教学中出现的汉语式的英译文以及随之出现的用于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词汇为例，对照传统观点所给出的二者的定义来进行一一对应：首先，它们出现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拥有特殊的社会时代背景;其次，课文所使用的语句不完全符合英语语言规则，而是带有汉语文化的思维习惯。这与当时学习外语的目的有关，即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并非用于国际交流，如不加以解释，我想当时的外国人对于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冗长的口号是不知所云的，那么也就不存在交际的有效性。然而，仔细研究这些语句与词汇(这里就不做列举)就会发现：它们虽然不合英语语言规则与文化习惯，但几乎没有语法错误，很少出现类似“Long time no see”这样汉语式的“洋泾浜”英语(pidgin)。因此，这些特殊的词汇与语句事实上也是以规范英语为共核的。这样看来，文革时期汉语式的英译文既符合中国英语的定义，又同时包含中国式英语的特点，那么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界线也就模糊了。所以，传统观点将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完全区别开来是存在局限性的，中国英语其实就是具有交际有效性的中国式英语，而中国式英语则是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交际有效性的中国英语。

　　再来看中国英语，我们不难联想到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这两种英语的国别变体(variety)。于是我们会怀疑：中国英语是否可以界定为英语的另一个独立变体?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英语的界定

　　美籍印度社会语言家Braj.B.Kachru认为：目前在世界各地使用的英语，根据其传播途径，习得方式和使用领域的不同，可分为下列三个同轴圈：内圈(The Inner Circle)，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英语为主要语言(Primary Language)来使用的国家;外圈或延展圈(The Outer or Extended Circle)，如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英语在这些国家被当作第二语言(ESL/EL2)使用，已经成为被当作官方或半官方语言使用的制度化变体(Institutionalized Variety);发展圈(The Expanding Circle)，如中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英语主要被当作外语(EFL)使用，产生了众多的英语使用变体(Performance Variety)，但却是一种规范依附型的英语。李灵(2006)对英语的本土化现象进行研究并认为：“既然美国英语能够顶住来自英方的攻击而成长壮大起来，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去怀疑中国英语成为英语的另一个独立变体的可能性。”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失偏颇并与其后文的论述相矛盾，而这也恰好论证了本文的部分观点：“英语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也不是我们的第二语言。就使用目的而言，中国英语变体不能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相提并论，也不能与印度英语和新加坡英语同日而语”(李灵，2006)。况且，“从根本上说，英语在我国只是用于国际交流，客观上并不具备使其成为制度化变体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孙骊，1989)。就“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这一名称而言，“英语中往往使用‘名词+English’来称呼那些英语家族中低一等的变体，如Hong Kong English，而能登堂入室的规范英语变体都是以‘形容词+English’来命名，如British English，American English，Australian English等”(李文中，1993)。因而，中国英语只能是一种使用型的低等变体，不能与国别变体相提并论，更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国别变体。英语作为一种表达工具是以交流为目的的，如果我们无不自豪地改造英语，让其完全的本土化，那么英语也就不再是英语了，只会变成我们孤芳自赏的工具，而无交流可言。

　　综上所述，中国英语是一种受汉语言和文化影响的使用型变体，即有效的英语变体，我们应该对其进行客观的定位，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进行正确、有效的使用，为向世界传播中国社会特有文化而打造稳固的基石。这一历史的重担无疑落到了广大英语教育工作者的肩头。

　　对英语教学改革方向的启示

　　对中国式英语的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指导和推进当前的英语教学改革工作。以下是对教学改革方向的一些启示：

　　目的语文化的导入与本文化的认知

　　目前，我国已有很多学者对中国式英语的成因、表现形式和危害等进行过研究和探讨，概括起来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强调其受汉文化的干扰和影响;二是强调其套用汉语言规则;三是认为可以杜绝或防止。宋更宇则认为：“中国式英语是中国人在学习和使用英语时，因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的缺失而产生的一种导致跨文化交际能力不足或交际完全失败的不规范的英语表达形式。它不完全符合英语语言规则，或多或少带有汉语文化思维习惯。然而，导致这种语病的真正原因并非汉语的干扰和影响，而是目的语的文化缺失”(宋更宇，2005)。这一论述是相对客观的，肯定了中国式英语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道出了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文化语言理论认为，语言与文化具有不可分割性，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语言反映文化，是文化的基础，文化的写照，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文化制约着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方向，形成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特点。因此，我们只有了解和熟知一种语言所蕴含的文化，才能掌握并正确运用特殊文化制约下的特定语言，反之则有可能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道理很简单：信息的交流包括输入和输出两个部分，这种输入的不足必定会导致输出产生障碍，出现文化缺失的中国式英语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对于这一现象的产生，作为教师不应该绝对地禁止学生使用中国式英语，这样只会打消他们表达英语的积极性，甚至会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排斥的心理。我们应当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中国式英语，正如张培成(1995)所说，“认为Chinese English和Chinglish带有贬义而不敢使用是没多大必要的，名称只是一个符号，随着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完善，其贬义会自然消失。”要完全抛开中国文化，丝毫不受汉语的影响，完全吸纳英语所承载的文化是不可能的。因此，教师应在讲授课文之前导入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适当进行英汉文化间的比较。平时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在熟知本文化的基础上习得目的语所承载的文化;在规范语言的基础上，允许差异，尊重差异，了解差异，使跨文化交际实现“共赢”。

　　教材内容的革新与多样化

　　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所使用的英语教材大多为国内专家编写，很少由国外进口，而且变更周期较长，内容相对陈旧。课文所使用的语言很难与现实生活同步。比如，当中国学生学会使用“delicious”来形容美味时，外国人则喜欢使用“yummy”;而当我们回绝对方递来的食物下意识地背出“No, thanks”的时候，他们却习惯说：“No, I’m good”;认为“go Dutch”是“AA制”地道英语表达的我们，与美国人交流时却发现他们竟不知所云。更令人费解的是，我们的学生可以用英语高谈阔论英美文学，却不知如何表达生活琐事。于是，我们开始怀疑课本英语的可操作性，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所使用的教材跟不上英语国家实际社会文化生活的步伐，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国的基础英语教学还不够扎实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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