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文革”时期英语教学状况的分析,初步探寻了中国式英语的历史根源,并就中国式英语的概念以及中国英语的界定进行了思考。通过论述文章认为:1. 传统观点对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区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 中国英语只能是一种使用型变体,不具备成为独立变体的条件,我们应对其进行客观的定位。正确认识和认真研究中国式英语将对英语教学改革和中外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英语;中国英语;英语教学改革;中外交流
引言
我国的英语教育始于19世纪60年代,自满清政府于1862年创办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至今已有147年的历史了。纵观我国英语教学的发展历程,其间可谓跌宕起伏、波折不断,但始终与社会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看到英语教学经历了波折与进步的同时,也看到了那深刻着的历史印记。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对教育的重视,英语教学也得到了发展。然而,随后的“十年动乱”使英语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教学内容完全呈现政治化的特点,教材所使用的英语也不再是英语本族语,取而代之的是汉语式的英译文。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在英语教学上的体现不禁使笔者与当今在学术领域颇受争议的课题“中国式英语”联系起来,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文革”时期汉语式的英译文是否就是所谓的“中国式英语”的前身?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中国英语是否可以界定为独立的国别变体?以及这些思考对中国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有哪些启示?本文就以上问题进行了论述并就如何改革我国的英语教学进行了两方面的探讨,即:目的语文化的导入与本文化的认知,以及教材内容的革新与多样化等。
对中国式英语历史根源的初探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正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无疑成为了重灾区:“停课闹革命运动”致使全国教育一片混乱,英语教学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正如Joseph Boyle曾经在《中国英语语言教学简史》中提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所取得的成就被“文革”一扫而光(http://down.lledu.cn/ article/3/2006/12/200612126160. html)。”Dow也这样描述了当时的状况:“‘文革’期间,工人宣传队来到中国各大高校宣传毛泽东思想,学生们全部停课去各地进行串联以参与批斗、交流革命经验”(Dow,1975)。
1969年,英语重新出现在课程表上时,课文英语已不再是英语本族语,而是汉语式的英译文。教材的编写也不再是以语言理论或教学法规为依据,而是以“政治标准第一”,只准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政论文。学生所学的主要是译文或是专家自编的课文,教学内容完全呈现政治化的特点(李箭,2008)。例如:
“Hello, Comrade Li, what are you doing now?
(喂,李同志,你在做什么?)
I am studying a quotation from Chairman Mao,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我正在学习毛主席的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That’s fine. Many foreign friends are studying this great teaching too.
(好极了,许多外国朋友也在学习这一伟大教导。)
Yes, they are fighting against imperialists’revisionism and reactionaries of all countries. Victory belongs to the revolutionary people of the world.
(是的,他们正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胜利属于世界革命人民。)”(张昌柱 张立中译,1995)
学生使用这样的课本,学不到任何生活用语以及生动的词汇,学习地道的英语也几乎成为空谈。而且,外语初学者首先学习的必须是“毛主席万岁”等口号。一位网友在博客中回忆道:“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们中学时所学的英语却具备了一些当时特定时代的鲜明特点,……记得当时学校所教的第一句英语就是‘Long Life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句话整整教了一学期”。事实上,“这些冗长的政治口号发音和拼读较困难,违反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付克,1986)。
此外,学习外语的目的也与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紧密联系(李箭,2008)。如文科《英语》第二册的第10课On the Importance of Foreign Languages(学习外语的重要性)认为其重要性在于:1. “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外语是人生奋斗的武器),2. “Our purpose in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today is to use it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socialism”(我们学习外语的目的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事业),3. “through the use of a foreign language we may tell our friends in other countries abou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now going on in China”(我们可以用外语将中国革命和正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告诉其他国家的朋友)。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革”期间的英语教学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原有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体系均遭到严重的破坏。教学内容与教学目的完全呈现政治化的特点,而这一特定时期英语教学的产物——汉语式的英译文也为以后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英语学习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的畸形英语——“中国式英语”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对中国式英语的思考
从历史来看:英语以盎格鲁撒克逊语为基础,汲取了法语、拉丁语、以及中东地区方言的“营养”,在其日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已不再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所专有。我国从19世纪初至今,接触和使用英语已有180多年的历史。拉法格说过:“一种语言不能和它的社会环境隔离,正像一种植物不能离开它的气象环境。”那么,英语在中国也就不免变成了中国式英语(Chinese English or Chinglish)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Englis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 Chinese characteristic English)。在试图寻找中国式英语历史根源的同时,我们就其本身进行以下的思考:
中国式英语的概念
说起中国式英语,我们不得不加之讨论中国英语。自葛传槼在20世纪80年代初《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英语”这一概念并明确指出其与“中国式英语”的区别后,二者便开始成为英语学术界新一轮颇受争议的课题。总结前人的理念:中国英语被认为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特有事物,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李文中,1993);而中国式英语则被认为是中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的畸形英语,或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合规范和文化习惯的英语语言形式(宋更宇,2005)。总而言之,传统观点认为前者与后者有着质的区别,在突出中国英语有效交际意义的同时不忘强调中国式英语的蹩脚与畸形。然而,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仅仅是有着并列关系、截然不同的两个个体吗?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
《西部林业科学》
编辑QQ
编辑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