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道德精神的重构中，减少对传统实用理性的过分尊崇而重视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重视人之为人的价值，减少个人对集体的过分服从与依赖;重树大学生的道德信念。

　　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两大特征是“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梁启超也曾指出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对社会的责任心。其原因可追溯到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生活，而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不仁的人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正如卢风教授所说：“现代人的道德危机，主要表现为人们道德自觉性的降低，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道德失去了超越性信仰的支持[4]”。

　　道德精神的重构不能忽视对个人精神生活追求的重视，而德育的过程也应该淡化“完全以社会为取向”的观念，其目的正在于建立主体的道德信仰。而且这种信仰“应是建立在主体自觉基础上的信仰，应是每个人经过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而确立的信仰” [5]。

　　为了丰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各高校非常强调人文学科知识的学习。但在实际操作中，个别学校仍然仅仅把人文学科当作可有可无的科目。当前高校“两课”的尴尬之境，固然与教师在教学中重知识概念的教授而忽视“两课”的实践品格——借以观察理解社会问题，分析思考人生困惑等作用有关，但也与精神生活的贫乏而实用理性被过分强调有关。而这两者又相互影响，正因为“两课”完全被实用理性化为毕业、考研等的“资格”，所以它的实践品格不能凸显，也正因为此，人们只好把它当作形式化的摆设了。某种意义上说，“两课”的困境就是由于对两课学习的检查也是实用的“事实目的”造成的，欲改变这一现状，只有从培养大学生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开始。

　　只有注意了个人精神生活的追求，才能更好地理解对个人价值尊重的意义。如此，才能“用‘人’的方式去理解人，对待人，关怀人，特别是关怀人的精神生活、精神生命的发展 [6]。给了人们追求个人价值生活的机会，用“合格公民”作为最后的底线，也就给了人一种生活的“道路”。“‘给人以道，而后有德。’如果美好的事情和生活的意义被忽视，生活变得毫无意义，那么‘有所不为’的问题作为道德问题就不存在了，就像一个人生活完全失去意义，伦理对他来说就是个笑话，当然，如果违反法律，理所当然要受到惩罚，但与道德无关。因为他连道都没得走了，哪来什么德” [7]。一个人知道了什么是自己的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并可以这样生活，才会发现道德规范对于保证这样的生活的意义，而去遵守它。只有充分尊重了个人对集体的相对独立性，才可能要求他更好地服从于集体的要求，否则纵使口服但心却不服，一有机会便会触犯集体规则。

　　其次，在德育模式上，发挥高校在社会价值导向上的引领作用，保持高校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功能。

　　当前高等教育言必称“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其结果便是专注于社会对学校的淘汰选择作用——培养了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学校就能很好地发展，否则便被淘汰。在市场面前学校正在变成被动的被改造对象，而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批判改造功能[8]。学校必然要适应社会发展，但可怕的是原有的独立地位的丧失使它失去了对社会的批判、引导、改造功能。而社会本身是一个盲目的群体性活动，缺乏引导，它的发展便是个体在为自己的利益忙碌着，加之“市场调节的滞后性”，使学校总是去解决过时的问题，最终学校在社会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正是由于适应社会的事功性过强，使高校逐渐失去了培养人的精神追求、崇高的精神生活享受等方面的特性(高校非实用性的人文学科被边缘化的倾向便说明了问题)，而变成了个人求生存、发展的技能学习、训练的场所。学生进入大学的目的极少是为所谓的“追求真理”，而更多地是为寻找一个好工作、多挣钱之类。在我们开展的调查中，81.2%的大学生表示上大学是为了找份好工作，仅有0.79%的学生选择为祖国的建设而学习。

　　总之，应该鼓励弘扬精神生活的追求而淡化实用理性，保证每个人有对伟大美好价值的追求的机会，并充分尊重他的行为选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要用“合格公民”作为底线来加以规定，这样便让德育者与德育对象各自有了充分的张力，更利于德育活动的进行以及德育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樊浩.“德”——“育”生态论[J].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学报)，1999(5)：16.

　　[2]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93.

　　[3]胡厚福.德育学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91.

　　[4][5]卢风.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9-63.

　　[6]班华.德育理念与德育改革——新世纪德育人性化走向[J].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2(4)：74.

　　[7]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1-266.

　　[8]杜维明等.人文学和高等教育[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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