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行为方式冲突指的是,女工在同时扮演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过程中,由于角色的高频转换,导致角色规定与其真实行为方式之间不相一致,甚至出现混乱和错位的矛盾状态。具体讲就是,行为方式不能及时地随着时间、空间的易位适当转换,在家里处处显露职业上的行为特征,在工作中仍保持着家里的行为特征,从而招来共事者、老板或家人的不满。
在经历城市文化的洗礼以及工作岗位的磨练后,流动女工的行为逐渐具备成熟、稳重、老练、独立自主和干净利落等特征;回到家后,行为则要尽力勤快、耐心细致、温柔顺从。流动女工从家庭到岗位再从岗位回到家庭,要经历无数次的转换,通常是每年转换一次(利用春运探亲时间)。高频转换造成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的轮番碰撞,导致女工在服饰、表情和行为举止方面的不协调,在城市摆脱不了农村人的生活习性,在家带着城市人的生活习惯,这种局面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合理调适,容易导致女工内在性格的错位和行为方式的冲突。
第三,时间、空间和精力上的冲突。时间是稀缺资源,精力对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但女性对缺乏时间和精力的体会比男性更深一层。从生理角度上说,女性的精力和体力整体教男性弱,但社会模式要求女工比丈夫更能兼顾事业和家庭。女性角色的容量大,角色期待高。在农村两性差距很大,女性一直被认为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尽管农村女性成为流动女工后,暂时脱离了家务劳动的束缚,但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高强度、超长时间的工作压力给女工的身心造成另一种负担。事实上,整个农民工群体都面临工时过长的压力。中国统计局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从每周工作时间上看,46.90%的农民工每周工作7天,36.71%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为6天,15.58%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为5天,只有0.81%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在4天以下。
空间阻隔成为女工角色随机转换的阻碍因素,并且在客观上加剧了时间与精力的冲突。从空间上看,与城市职业女性相比,流动女工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转换的成本要高的多。由于女工职业的特殊性,导致她们在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互换的过程中出现空间阻隔,这种阻隔在客观上派生出一种角色转换成本,女工想要在一天之内完成一次角色转换不仅不可能,而且不经济,因为每天完成一次角色转换的成本代价太大,因此,即使女工愿意分配并且有额外的时间和精力给家庭,也不可能立即实现养老育幼的目的。尽管暂时摆脱了家务劳动的束缚,但空间阻隔却给女工的身心造成另一种困扰—对家人的思念和担忧。城市归属感本就很弱的女工在思乡情结的影响下,精神压力明显增大,这不仅对她们的职业生涯发展不利,更重要的是会对女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
② 内隐性冲突
内隐性冲突是隐含的,但影响更深刻、更持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女工自我能力与女工自我角色期待之间的冲突。通常情况下,都市女性在就业之前对自己的职业角色就有了明确的期待,而流动女工则不是。农村女性进城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收入,改变当前的生活状况,上岗前没有明确的职业取向,上岗后就业层次较低。随着职业角色扮演过程的不断完成,女工对职业角色有了一些认识,她们会与共事男性,与城市职业女性做比较,这种参照和比较会激发她们对职业角色产生新的期待。要达到期望中的职业角色,就得依靠个人的努力,使自己具备这种角色所要求的能力。由于农民的身份以及低文化水平的限制,女工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因此出现女工全面素质较低与角色期望值过高的矛盾。另一方面,女工在完成家庭角色扮演过程中,其角色功能的完成或是“无师自通”,或受母亲言传身教的影响,没有家政、有效沟通及相关的心理培训与咨询,未能科学有效地进行女性家务管理和时间管理,常常事倍功半,难以达到自己及家人对其家庭角色的期待。
第二,男性对女性角色期望与女工自我角色期望之间的冲突。女性价值应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站在男性角度,作为客体的女性被主体地位的男性评判、审视的价值;二是女性自我将主客体分开,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现实中这两种价值的认识存在着冲突,婚前有过打工经历的农村女性不甘心成为“足不出户”、“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型角色,而男子却期望女性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养老育幼和家务劳动方面。
统治我国两千多年的女性价值观是以男性为认识主体,女性一直被忽略,就连女性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我价值的存在。尽管社会上一直提倡男女平等,领导层中的女性比例也在不断攀升,但这种现象更多的发生在城市职业女性群体中。在农村,两性之间的差距至今仍没有较大幅度的缩小,在城市就业的流动女工仍被认为是家庭的天然照顾者。对男性而言,他们欣赏在城市拼搏的、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但却无法用同一种观点去对待自己的配偶,致使男性对女性角色期望与女工自我角色期待之间发生冲突,矛盾的调和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女工过早的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与丈夫生活在一起;另一种情况是,不畏阻力,继续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
第三,女工自我心理与女工自我角色期待之间的冲突。职业生涯的锤炼使女工固有的传统家庭意识受到冲击,她们期待与男子获得平等,实现自我价值。但由于成长于传统文化氛围,即使经受过城市文化的洗礼,女工的传统家庭意识仍然很强,在评判他人或自己时也往往以此为依据。对女工而言,如果呆在家里,每天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以双亲、丈夫和子女为中心旋转,心中难免有所遗憾,有所抱怨。拥有职场经历的流动女工的内心,已经经受过城市文化的洗礼,她们与传统农村妇女在行为、言语和服饰上不再具有同质性,即使扮演着家庭角色,女工心中对自己的职业角色始终充满着回味和期待;如果全身心投入到职业角色中,空间阻隔所带来的不适应感则会令她们对家庭有种深深的愧疚,这种内疚频度和深度要远远高于同样情况的男性农民工。
(2)流动女工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冲突的意义
角色冲突不仅给角色扮演者增加了负担和压力,而且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但它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却有积极意义。首先,角色冲突是社会文化进步过程中的一个冲突,是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碰撞的结果,也是传统家庭观念与现代意识想碰撞的结果。农村女性走向社会,扮演职业角色,实质上是重新分配社会权力和资源,是农村妇女的一种自我解放过程,无意中动摇了男权社会的根基。农村男女两性由不平等走向平等的进程,必然要经历农村女性从传统的家庭价值实现,到家庭和社会双重价值的实现。农村男女两性感受冲突、交流冲突,农村家庭,甚至是农村社会也在感受这种不同文化间的碰撞。随着“民工潮”的风起云涌,感受正在逐渐变成“享受”,先进的城市文明辐射到了广大农村地区,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在不断提高,这是人类的觉醒。只有人类的不断觉醒,才有可能去寻求有效解决冲突的机制和措施,农村女性才能获得不断进步的空间,整个现代女性理想模式的构架体系才能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