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考试最常使用的是“设科射策”的形式。所谓“射策”，就是由学官将疑难问题书于简策，将它并列排放，覆盖试题，考生随意抽取其中一策进行解答。类似于现今的抽签考试。所谓“设科”，就是依据试题的难易程度分出甲、乙两科，西汉末时则分甲、乙、丙三科。甲科(上第)合格者授郎中，乙科(中第)为太子舍人，丙科(下第)为文学掌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学考试的年限和设科的标准也有所变更。西汉时考试通常每年举行一次。东汉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实施新的课试录用方法 。考试时间由一年一试改为二年一试，设科标准也以通经多少来定等第高下，即以通二经、三经、四经、五经来分别次第授以官职。以考试取吏，源于秦代;以考试作为教学管理手段，则起自汉代太学。太学考试以功名利禄奖励学习优秀者，引诱学生专心攻读，潜心于儒家经典，强化了“独尊儒术”的意识，对太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视考试为万能，一味依赖考试来管理学生，激励学生，也产生了许多弊病。

　　太学作为两汉最高学府，其兴办由中央朝廷主持，最高统治者十分重视，定期前往视察。尤其是东汉诸帝，视察太学成为一种惯例。他们到校或听博士讲经，或与博士讨论经义，或访问养在太学里的“三老五更”，或观看太学举行的习礼仪式，或亲自讲诵经义，或出题考问弟子。视学结束，皇帝通常要拔擢俊异，劳赐祭酒、博士等，以示天子尊师重道的态度。

　　三、鸿都门学和宫邸学

　　汉代中央官学除太学之外，还有鸿都门学和宫邸学，虽然它们办学规模较小，存在时间不长，其影响不能与太学比拟，但在教育管理上亦有自己的特色。

　　(一)鸿都门学

　　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学艺术专科学校，鸿都门学创办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因校址位于洛阳鸿都门而得名 。鸿都门学的创办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的较量在教育上的反映，同时也与汉灵帝的个人嗜好有密切关系。宦官集团利用汉灵帝对文学艺术的爱好，怂恿灵帝办鸿都门学，以此与大学相对抗。学生由地方长官或朝中三公举荐，招收“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经考试合格方得入学。鸿都门学把儒家经典摒弃于教学内容之外，学生专习辞赋、小说、尺牍、画、书法等。这些学生毕业后“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鸿都门学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它打破以儒家经典为国学唯一教学内容的旧传统，不仅为汉代建立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也为中国和世界教育史开辟了专科学校培养文学艺术人才的新纪元。

　　(二)宫邸学

　　宫邸学也属于由朝廷直接管辖的中央官学，这是汉统治者为皇室、外戚、功臣子弟创立的贵胄学校。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专为外戚樊氏(光武帝母族姓)、郭氏、阴氏(光武帝妻族姓)、马氏(明帝母族姓)四姓子弟设立学校于南宫。因为四姓不曾列候而称小侯，故称其学校为“四姓小侯学”。四姓小侯学的办学目的是为了使贵胄子弟自小接受儒术的熏陶而成为德才兼备的治术人才，因而教学内容与太学相似，都以五经为归。这种与太学分立的贵胄学校，其办学条件优越，所聘经师的学术水平和地位都高于太学。四姓小侯学开始只招收四姓子弟，后来招生对象扩大，只要是贵族子弟，均可入学学习，甚至接受匈奴子弟为留学生。这种贵族化的学校后来另有开设 。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邓太后临朝施政时“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 躬身监试”。

　　四、地方官学

　　汉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有郡国、县、道、邑、乡、聚。郡国为最大的地方行政单位，“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汉代郡国学的首创者是景帝时蜀郡守文翁。汉武帝即位后，对文翁兴学一事极为赞赏。下诏令天下郡国仿效，设置学校官。从此，主持地方的官吏，渐次重视设置学官。平帝时，王莽秉政，郡国、县、邑、乡、聚都有分别设立学、校、庠、序，添置经师，出现"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

　　汉代地方政府中从事教育的官员，称郡国文学，又有文学官、文学博士、文学祭酒、文学掾、文学掾史等称谓。文学是地方学术官，职责与中央政府中的博士类似，除作为地方长官的学术顾问外，在建立起地方官学之处，文学还负责进行教学活动，并向上司荐举“通明经术者”，推广教化等等。汉元帝时开始在各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是为地方学官立品佚之始。文学的“百石”之俸禄虽属太低，但其地位要比同品佚的其他地方属官高。郡国学的学生称“文学弟子”、“学官弟子”、“校官第子”、“郡学生”等，多为当地官吏的子弟，也有一些平民子弟。地方官学没有直接向国家输送人才的职能，但优秀的学生可以由地方长官荐举到朝廷任官，或补为太学生。

　　郡国学的教育活动主要是传授经学和实施教化。一些发达的郡国学也仿效太学分经立官，进行专经教授。授经目的在培养通晓儒家经典的郡县属吏，贯彻以“儒术饰吏事”的统治策略。郡国学还是地方实施教化的得力工具。它不仅教授生徒，而且面向社会推广教化，移风易俗。郡国学经常通过“乡饮酒”、“乡射”等传统典礼活动，向百姓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以达到“教化万民”的目的。

　　与天子视察太学相对应，地方长官视察当地学校在汉代也是常例。例如何武为扬州剌史时，每巡视下属郡县必先到学校召见诸生，检查他们的学业，征求他们对地方政务意见等等。总的说来，汉代的地方官学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要求和管理措施，学校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意志，但它在培养基层官吏队伍、促进地方文化发展、推广礼教等方面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私学

　　西汉初期，朝廷无暇顾及建学立制，此时学术发展、文化传播全赖私学。因此，两汉私学较官学发达，在教育制度上亦有新的建树。

　　汉代私学就其程度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识学为主的启蒙教育，二是以学《孝经》、《论语》为主的初习经书教育，三是以研习五经为主的专经教育。

　　汉代私学以“书馆”、“学馆”等蒙学设置最多，分布最广。书馆是汉代启蒙教育的主要场所，其教师一般称为“书师”。书馆教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识字教育，也传授一些数学常识;第二阶段是儿童学完字书之后，学习《论语》、《孝经》，是专经前的准备阶段。

　　书馆书师施教有“坐馆”和“家馆”两种形式。所谓“坐馆”，就是书师执教家中或在公共场所开馆授徒，学童入馆受教。所谓“家馆”，即由贵门富户聘书师到家施教，受教者为本家乃至本族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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