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汉代学校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官学又可以分为由中央政府直接主办的中央官学和由地方政府办理的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太学;二是鸿都门学;三是宫邸学。地方官学有学、校、庠、序等。私学按其程度与学习内容分为经馆与书馆两类。

　　【关键词】汉代 学校制度 官学 私学

　　西汉初期，官学系统不够健全。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政策后，引发了对学校教育的高度重视，使西汉的学校教育系统趋于完善，并为整个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

　　一、汉代的学制系统

　　汉代学校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官学又可以分为由中央政府直接主办的中央官学和由地方政府办理的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由太常并通过博士直接管理的太学，太学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和全国学校的典范;二是由宦官集团办理的鸿都门学，为具有专科性质的特殊的高等教育机构;三是专为皇室和外戚设置的宫邸学(四姓小候学等)。地方官学有学、校、庠、序等，其中由郡国所举办和管理的称“学”，由县道邑所设置和管理的称“校”，由乡与聚设置和管理的分别称“庠”和“序”。私学按其程度与学习内容也可分为经馆与书馆两类。其中一类是由经师讲授专经的经馆，称“精舍”、“精庐”，其程度相当于太学;一类是教授读、写、算基础知识的书馆，属初等文化启蒙性质的蒙学。

　　二、太学

　　(一)太学的建制与沿革

　　太学创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它以官方的博士置弟子员为标志。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诏令丞相公孙弘等人共拟兴建太学的方案，内容有：依原有博士官基础，正式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规定了博士弟子的限额、身份、选送方法，太学的管理及博士弟子的出路等。从此，博士从一种备朝延顾问之官转化为一种以教授的主要职能的学官，太学由此建立。

　　西汉初建太学时博士弟子仅50人，五经博士仅需各自传授，分散进行，因而没有统一固定的施教授经的校舍。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至元帝时扩为1000人，成帝时发展为3000人。平帝时，王莽辅政，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大规模修筑太学校舍 ，“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能容纳学生万人以上。东汉迁都洛阳，于光武五年(公元29年)重建太学，筑太学博士舍，修内外讲堂，形成“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之盛况。章帝后，东汉政纲紊乱，太学教育也一度衰落，出现“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的低谷状态。至顺帝时重修太学，扩建校舍，太学重新成为儒林芸萃之地。此后太学日见发达，至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太学生竟增至30000多人，京师形成了太学区，连匈奴等少数民族也遣送子弟入学，成为太学创建以来的极盛。

　　(二)太学的教师与学生

　　太学的教师即五经博士。博士皆一世经师硕儒，以专治一经教授生徒为其终身职责，他们之间不相统辖。随着太学的发展，博士的选择、任用日趋严格并制度化。西汉时，博士多为社会学术名流，由皇帝征召或由官员荐举，无须考试。东汉则以考试和荐举相结合的方式择取博士，要求博士精通经学、博通百家、德操坚贞、行为正直、身体健康，年龄在50岁以上，且有教授门徒50人以上的教学经历。

　　汉代太学学生在西汉时称“博士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

　　太学生”。他们入学的资格和年龄，据《史记》、《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一是由太常于京师、地方直接挑选“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二是由地方贡举，凡“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可被选送入太学。东汉时还允许各地选拔入京参加“明经”考试的落选者补为太学生，这一作法为后世所承袭。汉代太学生年龄上虽有规定，但不甚严格，所以有12岁就显名于太学的“任圣童”，亦有60岁以上的白发老人。太学生的待遇比较优厚，他们享有免除徭役赋税的权利，无需缴纳学费。正式的学生享有俸禄，非正式生费用自给。

　　(三)太学的教学制度

　　汉代太学博士研究的是五经，教学内容自然以儒家经典为归，学生学习目的也就以明经为主。太学教材经过几番周折后，实行统一管理。因为经书各有所传以及今古文学派之争的纷起，使经学本身趋于多元，其说各异，这既不利于太学教学的常规，也有碍于政治思想的稳定。汉代统治者为此多次召集名儒学者开会讨论经学文本，著名的有“石渠阁议经”和“自虎观议经”，目的就是要使官方教材获得统一。为了统一经学教材 ，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人奉命镌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在46块石碑上刻有《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等经的本文，作为太学规范的经学教科书，史称"熹平石经"。

　　太学的教学形式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发展。太学初建时，学生名额较少，每位博士仅教10名左右弟子，多采用个别教学或小组教学。后来学生规模迅速扩展，为了容纳相当数量的学生同时听讲，东汉时建的太学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出现了一种称为“大都授”的集体上课形式。太学博士传授经学，一般在讲堂会集诸生作大型讲演，称为“都授”。这表明太学已形成集体讲经的教学形式。除了经师主讲，也有高足弟子转相传授和学生自学两种形式。以高业生教授低业生，这种形式早已在私学中流传，太学借鉴此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师不足的矛盾。太学学生有较充裕的时间用于自学，学生之间也常相互讨论，彼此切蹉，有时还可向社会名流大师求教。

　　汉代太学教学严守师法家法。师法家法指经学的师承体系和经师的学说内容，后代弟子必须严格遵守。某一经的大师，如得朝廷尊信立为博士，这个经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相传，又别为章句，便成为家法，故一经有数家。西汉朝廷规定博士只能依师法家法传授，违者罢用。西汉时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不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东汉时重家法，如果经学大师的弟子对师说有所发展，能够形成一家之说，被学术界和朝廷承认，便形成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恪守师法家法体现学有所本，促进了各经学流派逐代延续不断的定向发展。但同时也造成经学教育中宗派性和封闭性加强，使士人思想僵化，知识面狭窄，崇拜书本和权威，影响了学术交流和束缚了学术上的创新。

　　(四)太学的考试与视学

　　由于太学没有严格的授课和年级制度，考试作为一种督促、检查学生学习，衡量学生掌握经学程度的手段尤受重视。同时，两汉太学的考试还是决定学生入仕与否的重要选拔制度，是一种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考试是汉代太学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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