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马克思主义具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方法论，则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第一次以实践为基础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辨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高度有机统一，因而是有史以来最科学、最进步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最根本、最科学的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主要包括实事求是的方法、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群众路线法、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部分与整体向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是关于这些根本方法的学说和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遵循的基本方法和强大武器。

　　其次，马克思主义具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立场，是指人们在认识、观察和处理政治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是人们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政治问题的根本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从根本上说是由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9]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试金石。

　　再次，马克思主义具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200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10]这个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的科学预测，是根据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和全人类的最终解放作出的科学判断，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价值取向和最终社会追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人类精神境界的不断提高必将为全社会每个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社会条件，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测的人类终极解放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1]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也是我们可以预见到的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因而得到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共鸣和响应。

　　当然，除却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革命实践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体现出了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强大适应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封建压迫、军阀割据、列强入侵、山河破碎、一盘散沙，任何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方法都不可能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彻底“砸烂这个旧世界”的精神恰好符合中国人民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同时，任何阶级都需要有为本阶级服务的理论和思想，马克思主义正是逐渐发展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盼望已久的指南针和方向标，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的中国工人阶级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和革命的坚决性与彻底性，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强大的革命武器，就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真正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了。

　　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

　　辛亥革命失败后，政治领域的动荡不安和思想领域弥漫的尊孔复古思潮使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沉痛反思，发动了一场试图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916年《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后成为编辑部的撰稿人，他们联系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和旧思想，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新思想的传播打开了大门，也为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各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打开了大门。因此，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鼓舞了人们打破传统的精神和勇气，促进了人们的觉醒和团结，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思想先导，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一方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也促进了其他思想流派在中国的传播，如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而在此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则更加广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先后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杂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同时，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同当时这些错误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首先，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2]的实用主义主张，李大钊明确指出：“主义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13]其次，针对张东荪、梁启超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论调，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先后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中国虽然经济落后，但产业工人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14]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再次，针对黄凌霜、区声白鼓吹极端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无政府主义论调，陈独秀、李达、张闻天等纷纷发表文章予以批判。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生产组织的设想和立即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要求不切实际，强调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论争，使更多倾向社会进步的先进分子认清了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推动更多的人们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也促进了历史和人民最终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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