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创立于欧洲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最终成为中国人民在20世纪初的历史选择，这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破产是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革命性是根本原因，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是外部因素，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是内部因素。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马克思主义是由德国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社会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身的学说。那么，作为一种19世纪中叶创立于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历史和人民在20世纪初期的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历史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仍有必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地位?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也使当前社会中流行着各种错误论调：比如有人认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只是一种偶然，中国如果当时走上了国民党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或许会比现在更富强;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并不是我们现在的选择，不能用当时人民的选择来取消我们现在重新进行选择的权利;也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欧洲都没有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科学真理等等。为了解决和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中国历史和人民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以正视听。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破产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捍卫民族生存的权利，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方向。其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近代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然而民众寄予厚望的辛亥革命不但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反而使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年代。孙中山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他不断地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并始终坚持奋斗，不愧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但是，他并没有找到挽救中国的真正出路，1917年护法运动的失败不仅仅是孙中山先生个人的失败，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它表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陷入绝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任何的前进了，中国革命呼唤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领导。

　　首先，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充分暴露，使中国人开始对亦步亦趋的欧美文明产生怀疑。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各生产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保持一定合理的比例关系，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完全归资本家占有的，这就使生产顺利进行的比例关系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来。因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就产生了“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2]这个基本矛盾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冲突的萌芽。1915年9月，陈独秀曾指出：“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3]这表明当时的陈独秀已经对西方近代文明产生了怀疑，看到了西方文明的缺陷，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克服这种缺陷。

　　其次，20世纪初的世界大战，使更多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产生疑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大军事侵略集团疯狂扩军备战的必然结果，也是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不义之战，是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直接后果。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牺牲和灾难，战胜国与战败国均遭到重创，欧洲文明生灵涂炭，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生产力下降，社会动荡不安，民生困顿，原来在中国人心目中近乎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原来耀眼的光彩，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1919年梁启超考察欧洲后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因此无限凄惶失望。”[4]一位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告诉梁启超，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这使得正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中国还要沿着这条路再走一遍吗?《欧游心影录》一书成为梁启超告别“科学万能”并从此倡导“中国不能效法欧洲”的“告白”。1918年李大钊也曾讲到：“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对于他人之批评虚心坦怀以倾听之者亦较多。”[5]这表明李大钊当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经历着“盛极必衰”的命运，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念，认为中国人不必再对这种西方文明顶礼膜拜，亦步亦趋。

　　再次，中国人学习西方屡遭失败的事实，使之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前途产生了极大的疑问。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洋务运动”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但是这些努力和实践都无一例外惨遭失败的结局和命运。正如毛泽东在总结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和结局时说：“ 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6]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7]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革命性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社会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身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科学、最严谨、最有价值的理论体系，它从产生到发展，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根源就在于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革命性。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