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当前在安全方面的主要威胁是非军事的，非传统安全因素所引起的突发事件给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的研究有利于对未来可预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有效的预警、防范和应对;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增长方式与社会和谐的保障方式在长远战略思考与阶段性实施中得以相互协调;也有利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争取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国际战略环境，促进和谐世界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认为，理性地梳理已经显现或者潜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提高和加强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是中国执政党和民众需要面对的共同的、紧迫的现实问题，直接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 危机治理; 执政能力

　　非传统安全更具威胁性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人们把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称为传统安全观，把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把军事以外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又称“新的安全威胁”，是指近些年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即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的两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人类第一次“自觉”地意识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存在。然而，进入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非军事性灾难已成为国际社会实行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些问题可分为三大领域的问题，即社会与社会之间的问题，社会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和人与社会之间的问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除了防止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安全问题，还有克服落后并保障经济发展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社会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和人与社会的问题则基本上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前者又包括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如环境污染(大气层的保护、水域的保护和土壤的保护)、保护生物物种多样化问题(动物群种的保护、植物群种的保护)和保护基因库问题，社会对自然界的开发问题，如自然资源保护问题和能源开发问题，自然界的新的全球性客体的保护性开发问题，如宇宙空间的开发问题和世界性大洋的开发问题;后者如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健康保护问题、当代条件下人的适应问题、不同文化的发展及其相互作用问题、保障社会稳定以及与各种反社会现象的斗争问题等 。

　　作为“新的安全威胁”，今天，非传统安全比传统安全对人类更具威胁性。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种新的安全问题带来的新变化、新挑战。

　　首先，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范围更加广泛，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其内容涉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近年来，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从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到全球气候变暖，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范围的金融海啸，从突发的海上原油大面积泄露事故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从恐怖主义分子制造的“9·11事件”到电脑黑客袭击造成网络大面积瘫痪，从艾滋病在全球的肆虐到“非典”的爆发，无不显示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广泛存在。

　　其次，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空前巨大，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破坏性甚至比传统安全还要大。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短短18个月内，造成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其他国家的股市市值平均骤降40%，东亚国家在几十年里积累的财富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在短短数小时内，“9·11” 恐怖袭击就造成了近三千人丧生，伤亡数字甚至超过了某些局部战争的伤亡人数之和，从心理上彻底粉碎了美国国民本土安全难遭破坏的安全感。2003年在全球蔓延的非典在经济上的破坏程度不亚于一场地区战争。到2011年，预计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将达到8000万，这些数字远远超过战争的致死率。

　　第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互相影响的特点，某一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引发或激发其他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从而使其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呈现逐级放大效应，而这一过程使非传统安全威胁可以从一国“外溢”至他国或从他国“内流”到本国，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单靠一国之力难以完成。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以上特点使其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它不是某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而是关系到其他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国际安全因素可能影响国内的安全形态，国内安全问题的处理失当也可能带来国际共振，给其他国家的安全也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交通和信息方式的变革以及人员流动的大量增加，我们居住的地球正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村”。人们在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方便、快捷和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其作为“双刃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一个国家的灾难很可能带来一个地区的灾难，“唇亡”则“齿寒”。

　　第四、非传统安全威胁还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和隐蔽性。与传统安全威胁不同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一定来自某个主权国家，也可能由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所造成。局部突发问题和看似孤立的偶发事件都有可能演变成某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此外，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是不断变化的，有些过去的威胁因素可能现在已不构成威胁，而过去并不突出的威胁因素现在却在凸显。例如，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某些流行性疾病可能不再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威胁。相反，不法分子利用因特网袭击商业网站，窃取政府机密的危害日趋明显，成为危及国家安全的重要犯罪形式。同时， 造成严重危害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发生前往往没有迹象，潜态的变化日积月累，渐变的过程往往不易引起重视，一旦发生时却突如其来、来势迅猛，常常令人猝不及防。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此外，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威胁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威胁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界限，两者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互为补充，彼此影响，并对主权国家的安全形势产生“合力”。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威胁的相互交织增强了事态在局部领域、局部地区和局部阶段发展的不确定性，成为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执政党必须重视非传统安全威胁

　　就执政党而言，安全应当是其领导下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安全的护卫和使每个公民感受到公共安全的现实化。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对上要能够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对下要成为公民权利实现的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转轨、政治转制、社会转型促进了我国社会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我国已经争取到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当前在安全方面的主要威胁是非军事的，非传统安全因素所引起的突发事件给党的执政能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鉴于执政党在政权体制具有决定性的领导作用，执政党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承担起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的双重责任。居安思危，随时警惕不稳定因素的积累，未雨绸缪，时刻戒备突发事件的发生，应当是执政党的首要任务。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动，当某些个体的利益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时，也可能发生来自国内民众的对国家安全的冲击。在处置失当的情况下，个体的抗争行为也可能聚集、叠加成为突发性、群体性的暴力事件。在和平环境下，这是执政党尤其应当警惕的，国家安全的实际状况如何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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