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9岁年龄段城乡人群体质水平差距明显。国民体质综合指数显示，20～69岁年龄段城镇人群体质水平高于乡村人群，而且城乡差距随年龄增长而增大。其中，20～39岁年龄段城镇人群国民体质综合指数为103.00，乡村人群为102.11;40～59岁年龄段城镇人群国民体质综合指数为100.24，乡村人群为98.27;60～69岁年龄段城镇人群国民体质综合指数为101.48，乡村人群为97.88。

　　另一方面，国民体质评定等级结果也显示出同样的特点。20～39岁年龄段城镇人群优秀率为20.2%，不合格率为9.3%，乡村人群优秀率为10.9%，不合格率为17.2%;40～59岁年龄段城镇人群优秀率为16.9%，不合格率为11.1%，乡村人群优秀率为8.2%，不合格率为21.1%;60～69岁年龄段城镇人群优秀率为12.7%，不合格率为10.0%，乡村人群优秀率为5.1%，不合格率为21.4%。

　　国民体质水平呈“东高西低”状态。国民体质综合指数大于103.00的有上海、江苏、山东、广西、北京5个省(区、市);国民体质综合指数在100.00～103.00之间的有江西等15个省(区、市);国民体质综合指数在97.00～100.00之间的有宁夏等7个省(区、市);国民体质综合指数小于97.00的有新疆、贵州、青海、西藏4个省(区)。国民体质水平呈“东高西低”状态。[2]

　　从社会评价指标的体育人口的分析中也可以了解到，虽然我国体育人口已达到37%，但是我国的体育人口统计数据中包括学生。由于体育人口统计技术指标体系的原因，学生相对占体育人口的比例就相应较大，那么，除学生之外的体育人口数相应就少一些。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实施的是优先发展城市里的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体育事业又是属于公益事业，政府为城市里的市民健身买单，势必就造成了国家对农村和西部农村体育事业投入的减少，导致城乡和东西体育发展的不平衡。此外，我国从70年代开始实行的举国体制，优先发展竞技体育，是势必也会造成国家对大众体育事业投入的不足，导致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的不协调。

　　2.3群众体育场地设施供给与需求

　　体育场地设施作为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明显表现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日益增多，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导致了民众健身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据统计，目前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与我国总人口之比是37%。随着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各项体育锻炼的同时，对目前我国现有的体育场馆设施的数量、质量及配套设施等方面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建国近60年来，我国的体育设施建设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与迅速增长的人口相比，我国的体育场地设施数量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锻炼的需求。

　　据2003年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我国各系统、各行业、各种所有制形式(不含港澳台地区)共有符合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要求的各类体育场地850080个，其中标准体育场地547178个，非标准体育场地302902个，占地面积为22.5亿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527.2万平方米，场地面积为13.3亿平方米。历年累计投入体育场地建设资金1914.5亿元，以2003年底全国总人口129227万人(不含港澳台地区)计算，平均每10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平方米，人均投入体育场地建设资金为148.15元。与1995年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截至1995年12月31日)数据相比，全国体育场地占地面积共增加了11.8亿平方米，增长了110.28%，场地面积共增加了5.5亿平方米，增长70.51%。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加了0.38平方米，增长58.46%，年平均增长率为5.92%。人均投入体育场地建设资金增加了117.09元。每10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增加了15.8个，增长31.6%。但这与日本、意大利、瑞士、德国和芬兰每10万人拥有的体育设施数量(日本260个、意大利212个、瑞士220个、德国248个、芬兰457个)相比，数量差距甚大。[3]

　　在这次普查的850080个体育场地中，普查登记的标准体育场地共计有64种类型。其中，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跳水馆等大型体育场馆共5680个，占标准体育场地总数的1.0%，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0.69%;室内游泳池、综合房(馆)和篮球房(馆)等室内体育场地共55678个，占标准体育场地总数的10.2%，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6.5%;室外游泳池、室外网球场和足球场等室外体育场地共485818个，占标准体育场地总数的88.8%，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57.1%。在室外体育场地中篮球场、小运动场和排球场共436278个，占标准体育场地总数的79.7%。(数据来源：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告)

　　近年来，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提高体育场地的开放率，虽然有很大成效，但目前仍很不理想，特别是我国体育场地大多数属于教育系统，占总量的65.6%，但目前我国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率仍较低，仅为29.2%，同时开放的体育场地中利用率也不高，这就是使我国目前有限的体育场地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造成人为的浪费。虽然目前全国体育场地数量达到了850080个，但公共体育场地比率相对偏少，规模也比较小，平均每10万人拥有开放的体育场地仅有25.9个，这还远远不能满足大众健身活动的需要。

　　4群众体育发展的困境解析

　　2008年奥运会后，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处在历史性的关键阶段。2008年9月29日胡锦涛提出了我们已经是体育大国，要实现向体育强国的转变。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反映时代的要求和呼唤，体现了人民意愿和要求。在当下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仍面临着以上诸多困境，分析其原因如下：

　　4.1教育制度问题

　　中国学生体质下降不得不引起人们进一步追问中国孩子体质下降的原因。在最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提出“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国家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中国学生的人文关怀。然而，在现有的高等人才选拔机制下落实起来是何等的艰难。首先是中学的素质教育观与大学人才选拔的过滤机制存在矛盾。大学的过滤机制对中学教育具有引导作用，大学按照什么样的机制选拔人才就可能导致中学教育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培养。所以，从国家层面进行的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在实际执行中就会大打折扣。

　　其次是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由于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在中国中学教育存在大城市教育优于小城市教育、城市教育优于乡村教育、整个东部教育优于中西部教育的情况。然而，在大学的过滤机制中，受到差等教育的乡村中学生与受到优等教育的城市中学生的评价标准是一样的，甚至城市中学生还有更大的优先性。例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就导致了乡村中学严重挤占没有被列入升大学评价指标中的体育课和学生体育锻炼时间。这种现象在城市一样存在，因为城市里的中学生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竞争。

　　4.2城乡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奉行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政策，城市从国家有限的资源中具有优先获得资源的权利，使我国城市和城市的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城市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市民的生活方式更加其科学化、合理化，城市市民体育健身意识显著增强，在体育事业的经费投入方面也是城市优先，城市拥有耗资巨大的大型体育场馆和便民的体育健身设施，使得城市的体育设施优于农村。即便城市社区没有严格的健身设施标准要求，房地产商为了效益最大化也会对住宅小区的体育设施进行投资。另外现代城市品牌的提升和改造政府也会增加体育设施的投资，体现出政府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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