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往往产生于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小、物质生产还很落后的情况，而那些老到超过他们有用程度的人对仅能勉强糊口的社会，尤其是气候恶劣或游猎、耕作技术低下的社会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对老人的抛弃甚至直接对老人的杀害并不是子女的无礼，它产生于严酷的事实，而不是个人的狂热。这是由于环境所迫，而不是无文字社会人心的冷酷。对弱者或老年人的遗弃，是一种互惠的过程。老人作为“牺牲品”主动参与了这一过程，对子女并没有怨恨，“杀死非生产的成员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责任。老人借口衰老，自己坚持要别人把他杀死。这时候死干亲近的人的手中，在他们看来是所有碰到的灾难中最小的灾难了。”这都不能说是非道德的，不过他们的道德标准与我们不同就是了。[15]

　　正是由于西方游牧文化存在侮老的传统，有研究者张海川(2005)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西方社会的家庭养老很早就是相当弱的，而不是原来认为的从工业化才开始的事情：其一，从家庭类型来看，严格按血缘关系来界定的核心家庭在西方很早就成为主流类型;其二，与核心家庭占主流相一致的是，西方传统社会父子共财的意识比较弱。同时，家庭史专家米特罗尔针对目前西方不少人怀念所谓的“过去大家庭内老年父母得到子女的赡养”的情况，曾尖锐的指出：老人是在前工业时期作为假想规范的大家庭中得到赡养的，可得到的人口统计数据应使我们谨防夸大前工业大家庭在照料其老年成员方面的职能，把前工业农业家庭视为慢性病人和老人的小型疗养院似乎是没有根据的。显然，米特罗尔认为西方社会从很早以来就没有家庭养老的传统，现在的情形不过是过去的延续。[16] 五、我国政府早期行为弱化家庭养老制度的影响分析 虽然我国存在几千尊老文化的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家庭养老保障制度就能一直在我国社会占有根深蒂固的地位;相反，由于新中国政府建立初期遵循着新的思维和新的原则，不再遵循几千年的传统，而是以完全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大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政府的关系。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政府在家庭养老的行为差异，家庭养老从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在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摒弃了孝观念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而共产主义又是遵循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目标和道路决定了政府的人民性和民主性。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是说，人民政府源自人民，为了人民，其权威性是由人民赋予的，不再需要通过其它途径予以肯定。在传统社会，政府是由少数人凭借武力组建并为少数人谋利，因此它必须依靠家庭伦理观念——以服从为内容的孝观念获取百姓的支持。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人民和政府达到了最完美的统一。连接人民政府的是共同的奋斗目标，而不再是传统的孝和服从的观念。 (二)在社会治理上依靠民主政治，不再依靠家庭等级制的社会伦理基础 人民政府组建和行使权力是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过程中进行的。政府选择成员，要经过提名，民主评议，组织部门考察等多项程序。北京市政府进行的公开选拔副局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专业人才，就充分反映了政府组建的民主原则。对于不称职和犯法的政府成员，人民代表大会还有罢免的权力。虽然政府组建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从总体情况看，传统社会中家庭等级制所折射出的政府宗法原则已不复存在。 (三)在政府业绩上，老年人不再是唯一标志 政府业绩可以从多方面表现出来，如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治安，选拔人才，计划生育等等。国家繁荣昌盛也主要表现在市场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而老年人状况已不具有典型意义。一方面，老年人数量增加，寿命延长，反映了国泰民安; 一方面，老年人问题的多样化和紧迫性，反映出政府对老龄问题的淡漠。因此，老年人状况非但不能成为政府业绩的标志，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成为影响政府业绩的一个问题。子女减少，无人照料，生活贫困，医院太远，孤独寂寞，凡此种种，都令政府头疼。

　　当家庭养老体现的孝观念，家庭等级制度和政府业绩不再为政府所需要的时候，或者说不再与政府的运转存在着必然联系的时候，家庭养老的政府行为的色彩就会淡化乃至消失，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显得疲软。[17] 六、政府行为强化家庭养老思想基础(尊老文化)的现实意义 针对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家庭养老相对于社会养老是一种传统落后的养老方式，前者迟早要被后者所代替。本研究则从家庭养老思想基础——尊老文化的现实意义出发，指出强化家庭养老不仅有利于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而且对于解决全世界的生态危机、老龄化等问题，也有着特别的启示意义。 (一)尊老文化有利于经济现代化 首先以儒家伦理解释“东亚四小龙奇迹”的是H.Kahn的《世界经济发展》(1979年)，书中总结儒家熏陶下东亚人民的四点共同特质：家庭内社会化过程;协助个人所认同的群体;重视“阶层”，认为理所当然;重视人际关系的互补性(和谐)。这些恰是尊老文化的特质。1983年波士顿大学教授P.Berger提出“两型现代化”概念，认为西方现代化的根源在基督教，东亚现代化的根源在儒家思想。台湾和日本的现代化有目共睹，如果说台湾的企业伦理基础是孝悌，那么日本的企业伦理则是忠。根据儒家理论，忠是由孝推演而来的。由此，尊老文化中孝悌和衍生的“忠”有利于经济现代化。 (二)尊老文化有利于解决人类生态危机 中国远古就有生态保护观念和制度。商汤王就要求打猎要“网开三面”，《礼记•王制》规定“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不杀胎，不夭夭，不覆巢”，否则就是“暴殄天物”，是罪恶的表现。这表明中国古人已认识到“天物”是有限的，而不是取之不尽的。至今中国老年人总是教育子孙爱惜“天物”，以免“伤天”。同时，中国古人重视保护生态，还有更重要的机制，就是家族生命观。从《诗经》中就可反复证明。子孙祭祖，总是要求保佑后代，例如“文王孙子，本支百世”，“献之皇祖，曾孙寿考。……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而宋代哲学家张载的箴言《西铭》“乾称父，坤称母。……天地之师，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更是获得全世界认同，被给予崇高评价，被认为是富有号召力的人类生态宣言。而张载接下来又说“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也就是说对生态的觉悟，首先体现于“尊高年”。反之，爱护生态必然是尊老文化发展的结果。 (三)尊老文化有利于解决全球老龄化危机 目前，全球老龄化趋势来势迅猛出人意料。如何解决老龄化趋势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显然，西方“侮老”文化基因不利于解决老龄化问题，甚至美国有州长公开宣称“重病老人有义务辞世”。东方国家受尊老文化影响，家庭养老使老龄化的迅猛攻势有所缓解。虽然从新加坡、日本等国来看，似乎尊老重心已由家庭向社会转移，但是从本质来看，这种转移不是传统的失落，而是传统的回归。即先有社会尚齿，后有家庭孝亲。也就是说，事实上历代扮演重要养老角色的“乡里”就是最古老的“社区”。即使否定了孝道，还有尚齿精神，即传统“社区”的灵魂。虽然由于现代化，家庭逐步核心化，但东亚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家庭养老，包括每年奖励孝亲者数人，对赡养父母者减免继承税、住房价与所得税优惠以及甚至给予政府津贴等。这其实是中国历代尊老优老政策的继承。[18] 七、结论和建议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政府由于财政资金紧张，不可能对农村养老保障进行大包大揽，但并不意味着我国政府对现有的家庭养老保障就无所作为。相反，我国古代政府通过制定敬老养老礼仪、优待老人(包括赐物、封爵、免役、赐几杖和免刑罚)、为老人举行特殊庆典和对虐老和不养老进行惩罚等，为家庭和社区尊老养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亚各国受我国传统儒家尊老文化影响，继承了我国古代政府优老政策，对家庭养老有一定程度的巩固作用。相反，西方国家受“游牧文化”影响，历来就具有侮老杀老的传统，家庭养老历来就不具有文化基础。而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思想上、社会治理和政府业绩上都摈弃了家庭养老的传统，因此，在一定程度对家庭养老有弱化的影响。同时，家庭养老(尊老文化思想)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发展、有利于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和全球老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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