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教育科学
【关 键 词】 高等教育  市场化  “权力下放”  合肥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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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从1980年第一次试点招生以来，合肥联合大学每年的招生人数和规模逐步扩大，学生就业情况一片大好。1981年9月，合肥联合大学招收新生328名，设置12个专业，到1983年，招收新生861名；1985年，招收新生1166名，同年招收函授大专生692名，学校共设26个专业。[13]学校在短短几年的发展中，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解决了当时一批青年的升学和就业问题。就合肥联合大学来说，当时设置的环境监测、标准化、发配电、工业民用建筑、应用统计等数十个专业都是适应环保、标准计量、电业、建委和统计部门对口设置的，图书管理专业就是应安徽省提出的要求而创办的。它的许多专业填补了当时合肥乃至安徽普通高校的人才培养空白，学生的就业自然不成问题。当时的合肥联合大学实行的“根据人才预测设置专业；拓宽招生范围；坚持毕业生面向基层、面向企业，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的方针得到了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14]
在就业问题上，合肥联合大学的管理者们还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就业引导，鼓励学生自己创业，杨承宗先生曾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这样说，应该把待业青年培养成创业青年。鼓励学生勤奋学习，多元发展。学校实行的毕业后择优推荐的制度也极大地调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当时招收的一大批学生在大学期间就形成了关于就业和竞争的良好认识，为他们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民日报》1987年6月中一篇《我们爱联大》，其中八三级新闻专业的朱亚玲、许超敏这样写道：“学生自费走读上大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途径，也是今后办学的发展趋势。学生不包分配，也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力。”事实证明当时航天工业部、中国科技大学等都有一批联大毕业生，外省、市的用人单位也频频来联大招人。
二、合肥联合大学的成功创办与经营体现了当时“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概念，是改革开放时期，高等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典型案例。
收费走读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主动适应外在环境的需求，第一次将“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概念付与实践。早在1972年12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四位负责人（校长或党委书记）就同时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呼吁“扩大高校自主权”，对自主权给出了一定的范围——“包括用人权、财权和教学科研方面的管理权”。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冲击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改变了政府包揽高等教育的局面，“权力下放”成为一个重要的表征。1979年至1980年，《教育研究》上出现了关于教育属性的大讨论，其中陈鸿声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实验的同时，一些高等院校也提出了办学自主权的问题。”[15]
合肥联合大学的创办就是较早在教师、经费、课程设置等方面体现心“高校自主权”下放的一所新型大学。在1980年创办之初，这所四年制本科大学是由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等6所高校的教师具体筹划创办的，所用办学经费由各界自主，师资由学校聘请各大学有经验的在职教师兼任，12个班的班主任也由各大学一些系的党总支负责人主动兼任，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长由中共合肥市委书记郑锐同志亲自担任[16]
如果说意识到自主权问题是高校改革的核心，扩大高校自主权是中国高校改革的方向，那么合肥联合大学在创办之初的实验性探索就是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一）合肥联合大学的创立带动了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权力下放”带来的政府管理高校体制的多元化，从单一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以立法、拨款、信息服务、政策指导等宏观信息指导，这表明政府—教育—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政府的干预功能“弱化”，地方政府教育功能“强化”，市场力量“强化”，大学自主权逐步“扩大”。如，当时的合肥联合大学实行的“国有、民办、公助”（学校资产为国家所有；经费自筹，采用教师聘任制度；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经济上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实际上带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和高等教育地方化。在当时政府办学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形式有利于理顺高校宏观管理关系，有利于扩大高校自主权，更有利于平衡教育需求和教育供给的缺口。使得大学在招生、教师聘任、课程发展、教学科研等活动中的权利逐步加强，如1980年创校初，合肥联合大学就试行专业主任负责制，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教授担任业务主任，第一批受聘的有合肥工业大学王春藻、莫开旺、邱国义，安徽大学黄婉英、中国科技大学潘啟富、安徽农业大学江泽惠。又如，合肥联合大学在就业分配制度上的改革解决了当时部分青年的就业压力，整个80年代，中国失业青年所占城镇失业人数比例一直较高，这一现象说明了当时普通高校培养的毕业生不符合市场需求。合肥联合大学重视教学质量，教学上强调打好扎实的基础，学习两年后按社会需求与用人部门挂钩，设置专业，适应性强。同时青年的就业压力大必然导致更多的人希望接受高等教育，以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式，这样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无形中增大了，这也是合肥联合大学在整个80年代招生规模和分数直线上涨的原因之一。又如，1989年，学生食堂实行承包经营，学校提供场所和大中型炊具设备，由总务处根据“管而不包”的原则进行管理，坚持走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路子。
（二）合肥联合大学的创立体现了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
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发展对教育经费有巨大需求，要求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为规模扩张筹措更多的教育经费，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这就要求高校按市场需求指定人才培养方案，转变教育思想观念，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合肥联合大学在创办之初就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中充分体现了“重实践，强能力”的人才培养特色。
合肥联合大学在办学上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发挥办学灵活的优势，多渠道谋求资金、设备支持，加强学校与工商界的联系。1985年省、市补助合肥联合大学的经费，由每生每年300元提高到500元（省、市各占一半），同年，学校在省、市支持下，与德国下萨克森洲签定共建合肥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合肥联合大学）协议，确定1986年至1990年德方向学校提供300万马克仪器设备，100万马克培训师资（40人），由此开始了合肥联合大学对外合作办学的发展道路，当时合肥联合大学在专业设置上结构新颖，紧密结合市场需要。1982年，安徽省高等教育局为合肥联合大学申请获得世界银行贷款156万美元。1984年，合肥联合大学第一批本科毕业生分属工业与民用建筑、电力系统及自动化、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环境监测、应用微生物、应用统计、图书情报、秘书、英语等十个专业。专业实用和新颖度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的一大批省属、市属院校。联大在开拓办学经费渠道上，一方面从专业设置上适应合肥地区经济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实践的基础上，为若干企事业单位合同培养大专毕业生，80年代初，合肥税务系统和烟草公司曾向联大投资120万元，条件是联大为他们培养170名大专生。随后，学校还相继与金融、电力等系统签定委托培养协议，进一步扩大了生源，优化了毕业生就业岗位，提高了学校知名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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