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理解成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是不可消除的，是自然和历史给我们人类自身所设定的双重限制的话，那么，如何控制这种差别以使其不至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则是发挥人之主动性的关键方面之一。社会工作这样一种助人活动的建立就是顺应了这种要求。

　　三 社会工作的对象及其标准

　　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性的助人活动，它帮助那些有困难的现代人，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那些靠传统意义上的自助性活动已无法满足自身需要的人。对于社会工作这门学问而言，哪些人能够成为其服务的对象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涉及到其对象的界定问题。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则是建立何种标准的问题。毕竟没有标准则无法确定对象，这门学问也就不成其为一门科学了。

　　(一) 通行标准

　　按照一般的理解，社会工作的对象一般具有如下三个特征：即有困难的人，社会中的脆弱群体和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

　　有困难的人往往指具有暂时困难的人，因各种原因使自己的正常生活发生困难。通过社会工作者的有针对性的帮助，可以在短时间内予以解决，比如那些因找不到工作而陷入生活困境者。

　　脆弱群体是在遇到社会问题的冲击时自身缺乏应变能力而易于遭受挫折的群体。这意味着，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虽然不是太糟糕，但其生存压力确是明显的。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状况经不起太大的波动，其生存环境非常脆弱。比如，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这些群体往往因自然原因而使日常行动受到限制，这种限制虽然不至于从根本上影响他们的生活，但他们能够不时感受到这些特征给生活造成的不便。

　　相比于前两者，弱势群体则是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换言之，社会中总有那么一部分人被称为弱势群体。这个群体可能没有什么太过具体的规模，也可能其人员构成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就其总体而言，他们在竞争各种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活动中往往处于劣势，因为其在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权力结构中通常处于不利的地位。由此，弱势群体的身份特征往往在一定时期内固定不便，其成员很少有能力和机会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

　　这三类群体就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专业的方法对他们进行心理的、经济的、法律或文化上的各种帮助，以缓解甚至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尤其对于弱势群体而言，社会工作者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摆脱相对不利的地位。

　　(二)现代人的生存特征和困境

　　总起来看，以上述三种特征界定的社会工作对象实际上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有非常实际的困难，只不过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不同而已。或者说，解决这些群体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构成了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但这样的理解可能就会使社会工作(者)忽视一些问题，因为当我们说社会的产生意味着人们必须在形成自我意识(个体性)的基础上来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就同时意味着其生存方式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解决由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可能会比解决正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显得更为迫切。不仅许多实际生活困难的产生就根源于人自身生存方式的变化，而且许多问题还涉及到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道德观念，甚至因为这种变化会在更大范围的社会运行中产生影响。

　　从这个视角出发，社会工作者的视野可能会更加广阔，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这将导致在对象的确定标准方面的变化。

　　随着现代社会的产生，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下列三种主要的变化：一种源于对自由运用理性的推崇、源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对人的能力的肯定所产生的对于人之外世界的理性化理解，也即理性化成为现代人的主要特征。

　　社会因经济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而逐渐分化之时，业缘就成为了人际联系的主要纽带。以职业分化为主要载体的组织化原则成为现代人的另一种生存特征。这意味着现代人的生命历程将主要在组织化的形式中度过。

　　与此对应的是现代人能够在理性化和组织化的基础上逐渐摆脱家庭、家族等自然因素的束缚，从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处理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对陌生人的确认首先意味着个体的自我意识已经形成，相应的，社会团结(整合)的形成就必然以个原子化的个体为主要前提。

　　理性化、组织化和原子化，这是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的主要生存方式，或者说这是现代人的主要特征。进而我们需要追问的问题是：上述特征会在实践中对现代人造成哪些“实际困难”。

　　1理性化的困境

　　在康德那里，现代人是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理性的人。在社会学的视野中，理性化的现代人是一种能够独立思考、理性谋划并善于行动的个体，是能够依据自身对于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从容行动的“理性人”。在韦伯的意义上，虽然理性在现代社会出现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别，后者的甚嚣尘上也导致了现代人所不可避免的世俗化倾向，但工具理性终究是人们获得行动意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冷静”和“沉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冰冰的。一切可以用理性衡量的事物都变得不再贴近人的心灵，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桥梁被理性所占据，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都被撕扯得无影无踪。

　　理性一方面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增添了无尽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为人类提出了难以克服的难题，即由理性自身的张力给现代人造成的最大困境：那就是当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需要用理性去支配时，理性就变得只是一种态度而没有实质内容，随之就会变成一种信仰。此时的理性也就变成了最大的无意义。而在其现实表现上，人们恰恰会因为理性的无所不在而变得无所适从。这种无所适从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2组织化的无奈

　　按照涂尔干的理解，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是一个在充分地职业分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化世界。每个人都必然生活在一定的组织内，业缘关系逐渐取代血缘和亲缘关系，一跃成为人们交往的主要载体和形式。我们当然能够切身体会到每天工作的时间、和同事在一起的时间要比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多得多，处理工作中的事物要比处理家庭的事物付出更多的精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商界精英还是公务员，不管是白领阶层还是公务员，都无疑将自己的生活与一定的职业相统一。

　　职业一方面能够为我们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能够成为建立现代人际交往关系的主要载体。但值得注意的是，由工作压力所带来的个体焦虑，由工作关系所衍生的人际关系的简单化，以及为获得一份稳定工作所上演的种种人间悲喜剧，都不断地触动着现代人极其敏感的职业神经。从富士康工厂中不断出现的跳楼事件，从大城市人力资源市场中不断上演的求职大战，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份工作、一种职业为现代人所带来的无限烦恼。如果说组织化是一种人类生活发展的必然现象，那么我们也必须正视由此带来的一切负面效应。这其中尤其需要追问的是：除了金钱，人们还需要从组织化的生活方式中得到什么?确切地说，现代社会何以可能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需要建立在对组织化生活的不断追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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