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http://www•iie•com/study/methodology•htm

　　安德鲁.瑞奇(Andrew Rich) 采用电话问卷调查的方法，就思想库的影响力、可信度等问题对国会成员和华盛顿的著名记者进行了调查分析。这项调查分别在1993年和1997年进行了两次。1997年的调查花费两个半月时间，共有71名国会工作人员和54名精英媒体的记者接受了访问。根据这项调查，RICH 得出了关于思想库的影响力、渠道及其排名。针对思想库的影响力问题，受访的国会成员和媒体记者中93.6%的人认为思想库对政策制定具有影响。而关于“你认为当今对于华盛顿公共政策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三家思想库是谁”这一具体问题，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出现的频率最多。

　　迄今为止，这是思想库研究领域唯一的一项针对思想库舆论传播目标受众群体的相对严谨的一项实证研究。但是瑞奇的研究因为受访者数量和分布的局限性，调查的结果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资料来源：Perceptions of Think tanks In American Politics, A survey of Congressional Staff and Journalist, Andrew Rich, Yale University, January 1998• This survey conduc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BURSON Marsteller World wide•

　　2009年，杰姆斯.迈甘(James McGann)在外交杂志发表了关于全球思想库影响力排名的报告，他采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这项研究首先依据以往的研究和思想库现有的数据库，确定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5465家思想库。然后，该研究确定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库的标准，然后在世界范围内邀请专家、学者、舆论领袖、政策制定者根据已确定的标准提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在得到了407个智库的提名之后，迈甘把这个提名目录发送给全球不同的智库、学者、智库管理者、舆论领袖、政策制定者，请他们对这407家思想库进行影响力的排名。迈甘与瑞奇所采用的实际上都是民意调查的方式，但是相比瑞奇的研究，迈甘在抽样选择上更具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在对思想库影响力标准的确定上也不具有全球意义。加之，迈甘实行调查的全球范围所带来的资金和人力上的困难都使得这项全球性的民意调查报告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尽管如此，这项史无前例的全球智库影响力排名的报告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思想库影响力研究的重要性。按照迈甘的研究，目前美国有1777家思想库，影响力排名前10位的是：

　　排名 智库名称 地点 1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华盛顿 2 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纽约 3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华盛顿 4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加州圣塔莫妮卡 5 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华盛顿 6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华盛顿 7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华盛顿 8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华盛顿 9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 华盛顿 10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加州斯坦福

　　资料来源：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cms•php?story_id=4598

　　2. 定性研究与案例分析

　　在思想库研究领域，定性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也是思想库影响力测量通常采用的方法。

　　定性研究个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有助于我们从宏观和长时间段的角度观察和评估思想库的影响力。大多数情况下，思想库的舆论影响力发挥作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另外，思想库的私下影响力是很难用具体量化的指标来衡量的，只能通过深度访谈与个案研究结合的方法来展开分析。面对复杂而且不可知的政治决策过程，定性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思想库舆论影响力的宏观把握，能够给学者提供原始数据所不能给的—政策决定产生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如果方法得当，档案研究和访谈可以产生大量的信息来详细描述塑造公众政策的关键因素。而案例分析方法提供了一个对思想库影响力进行全面分析的蓝图。学者们通常选取一位总统与思想库的关系，或者一个具体的政策实施过程作为案例。

　　把定性研究与案例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对思想库舆论影响力展开研究的学者应该首推唐纳德.阿贝尔森。阿贝尔森曾选取卡特、里根、克林顿、布什四位总统作为案例，分析他们在总统竞选期间以及在总统任期内与思想库的关系，以此观察思想库的影响力。阿贝尔森也曾选取9•11事件作为一个关键坐标，分析9•11 前后对布什政府发挥影响力的思想库。

　　阿贝尔森之所以选取总统任期和危机事件作为案例，是建立在他认为思想库在每一届总统竞选期间以及国际安全危机时期最容易发挥影响力的观点上。在分析思想库对布什政府的影响力时，阿贝尔森分析了布什竞选期间所倚重的思想库，以及9.11之后到第二次竞选之前在反恐问题、单边主义以及先发制人的外交策略上对其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库。

　　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中，通过分析思想库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网络经常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思想库能够享有进入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重要机会。1981年，传统基金会主席埃德温与里根政府重要成员的友谊，使得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能够迅速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并进而发挥重要的作用。新美国世纪计划研究所也同样如此，它依靠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网络和知名度的成员来对政策制定者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副总统迪克·切尼都是新美国世纪计划研究所的成员，正是依靠他们与布什总统的紧密关系， “重建美国国防”报告才进入布什政府的视野，并且发挥了影响力。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虽然阿贝尔森对思想库的舆论影响力进行了基于定性分析和案例研究的测量，但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影响力是难以测量的。”[9]

　　总之，目前在思想库研究领域，对于思想库舆论影响力的测量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评估框架，也没有一个类似于大学排名的评分体系。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一问题的困难性，另一方面也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开拓空间。

　　寻找更全面的方法

　　唐纳德• 阿贝尔森认为思想库的影响力是难以准确测量的。美国企业协会的朗姆 ( David Frum) 对此则更加直率，当被问道他认为有哪些因素可以用来有效衡量思想库的影响力时，他说：“没有，你根本无法衡量影响力”。[10]在谈到思想库的影响力时，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前主席莱斯利·盖尔布曾评论说：“影响力是暂时的、任意的、难以预测的。[11]

　　学者们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思想库的舆论影响力进行分析，但是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对思想库的影响力做出全面的解释。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宏观的、长期、全面的视角，来确定一个思想库舆论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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