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聚次数很少，我访谈的8位对象中，只有个案3参加过版聚。她说：“我当时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见到很多老乡，然后就去了，后来也认识了不少，但见得不多，不是很熟。不像我们一个市的这几个人，因为要经常一起回家或吃饭，所以一周不见就觉得不对劲。”相对而言，各种非正式的活动却很频繁，因为只有2个人或2个以上的人同意就可以做。比如买票，只要一个人决定了哪天去买票，然后再约其他几位，有时也帮去不了的人买票。如个案1，他经常自己买票也帮其他老乡买票，“很少在学校订票，麻烦还订不到，一般自己提前到车站或代销点买。因为坐过几次汽车，都很那司机熟了，要了他号码，回家的时候给他打电话说一下，但后到时去汽车站外的一个路口等就可以了。有些同学要回家时也找我帮他联系那司机。”如果说买票主要体现了老乡之间的互帮互助的话，那么一起乘车、聚餐、出游等则更具互动性，更可以加深彼此的了解。正像个案4所说：“我们回家或回学校的时候一般都是一起的，在车上有个说话的，打打牌什么的;还有就是比如去厕所时有人帮忙照看下东西。这样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大家说说笑笑就过去了。我自己也一个人坐车回家过，感觉很不好，还是尽量跟大家一起回一起来的。”此外，在他们的活动中也有时可以看到家乡的影子，比如聚餐喜欢到“山西人家”(饭店名);在家时，也一起到家乡的景点游玩。如个案7所描述的：“‘山西人家’几乎成为我们聚会的固定地点了，经常到那里吃饭。有时两三个人也去，可以去吃面，不点菜也可以的。南京几家山西人家，我们几个几乎都吃过了。”在小百合BBS山西版上也可以看到有网友专门整理的南京几个山西人家的地址、电话及对每一家店的评价。还可以看到有网友在版内询问在南京哪里可以买到山西陈醋。吃面、吃醋都是山西人在饮食上的典型特征，他们尽管已经生活在南京但还是保留着这种习惯，不仅仅是饮食习惯更深的“心灵的习性”。也许因为已经工作的原因，个案8的体会则比较深刻：“我们是因为家挨着才走到一起的，不仅是这样可以在南京互相照应，而且我们在一起觉得很高兴。可能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吧，虽然性格不是很相同，但是可以玩到一起。在工作中也接触不少人，但是只是匆匆而过，总是玩不到一起。温州人为什么经商厉害呢，他们在外面很团结啊，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那样。我现在在南京有一些朋友，回家还有一些，几乎都是家里的。”所谓的“能玩到一起”，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传统，从而也就造就了类似的心理习惯。

　　(四)、“村落”的功能

　　在上面我们看到，QQ群作为一个载体和媒介，他们通过在其中的在线交流和线下活动，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生活圈子。下面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个生活圈子的基本功能：

　　(1)互帮互助的渠道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出有些成员的加入本身就是需要找人帮忙，如买票、带东西。而且在他们的线下活动也具有互助的性质，如一起回家照看东西。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从最初的加入动机，还是从后面的活动来看，该虚拟“村落”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可以提供直接的互帮互助。

　　(2)心理与思想交流的桥梁

　　该虚拟“村落”形成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聊天，无论在网上的“群聊”与“私聊”，还是线下的各种活动中的交流，都加深了互相之间的认识与熟悉程度。而且随着交往的频繁和熟悉程度的加深，聊天的内容也从最初的基本资料的了解逐渐变为心理与思想的交流，如很多学业、就业和情感上的问题。个案3和个案4成为“死党”后，她们之间无所不谈，个案4说：“我们一直都很好，在学校的时候有什么事情都会跟她说，她找工作时有好几个offer，还是我建议她去上海的，可惜我现在在北京了，不过我们还是经常电话或QQ聊的。”

　　(3)乡土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空间

　　他们成为一个关系网的基础在于家乡的邻近性(同在一个市)，及在城市的邻近性(同在南京，多数为南大学生)。因此，在与他们的访谈中，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的是对家乡的怀念，对城市中的乡村人这一身份的认同。共同的乡土文化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的交往又进一步加深了对乡土文化和特殊身份的认同。

　　能够突出变现这一“城市中的乡村人”这一身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的城市体验。城市是他们的学习、工作场所，但家却还在别处;与城市人相比，他们总有一种异乡的感觉。如个案8所说：“也没什么歧视的问题，但总觉得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这种异乡的体验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乡土文化和特殊身份的认同

　　四、虚拟的“村落”与城市中的乡村人

　　最后，我们需要回到我们在引言所提出的问题，即乡村人如何在“城市社会”中安身立命;也需要回到我们所借鉴的理论视角，即信息社会的“流动空间”与“无时间之时间”。通过结合上述关于虚拟“村落”的形成过程和功能后果的分析，从信息社会理论的视角，来回答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前面已经指出我国正同时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全球化的两种社会转型，而“城市中的乡村人”却成为传统、现代、后现代与地方、国家、全球的矛盾的交织体，在这样复杂和矛盾的社会处境中，他们如何安身立命呢?因为传统、现代、后现代与地方、国家、全球本身在概念上就是对立的，因此在这个视角下也很难找到我们的问题的答案。但是当我们转换一个视角，站在信息社会理论思考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在信息社会中，在流动性和网络的推动下，“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国家和全球的区分;“无时间之时间”取代了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分。而我们所谓的虚拟的“村落”正是一种“流动空间”，没有具体的作为地点的空间，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乡村，虽然没有再模拟一个“城中村”，但是却在虚拟的网络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可以即时发言，可以群聊、私聊，即使当时不在线但上线后依然可以看到交流记录，即在这个空间中所有的交流和活动是随时的、即时的、瞬时的。作为“流动空间”的虚拟的“村落”正是“城市中的乡村人”安身立命的立足点。

　　如果说这样的分析稍显抽象和空洞的话，那么结合虚拟“村落”的形成过程和功能，则可以更为具体地认识乡村人是如何在城市中安身立命的。我们首先给虚拟的“村落”下一个较为详细的定义。传统的村落最初是作为一个空间聚居地而产生和存在的，其后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共同体。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乡村人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城市，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而在城市中重建了一个乡村，即“城中村”。城中村的主要含义已经不是空间聚落，而主要是一个生产网络(如北京的浙江村，参见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或产权不明的关系网络(如羊城村，参加李培林《村落的终结》一书)。可是又因为城市改造和扩建，这些“城中村”也开始走向终结。信息化的网络技术为一些青年乡村人的城市适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载体，形成了继“城中村”之后一种的新的城市适应方式，即本文所谓的虚拟的“村落”。这个虚拟“村落”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其中的成员之前不认识，但具有共同的“根”，家乡具有很大的邻近性;他们到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社区(如南京大学)学习、工作和生活;通过虚拟的网络，他们相遇和相识，并通过在线交流和线下活动逐步形成一个紧密的关系网络或生活圈子;这种关系网络的形成可以看作是这些城市中的乡村人适应城市、寻求文化与身份认同的方式或途径。正像卡斯特所指出的，“突然地未加防卫地面对全球化的风暴，人们不知所措，他们只能紧靠在一起;而他们过去所拥有的，他们过去的作为，变成了他们的认同。”(卡斯特，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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