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政治的衰颓，促使士人日益与政治事功疏离。道家思想关爱生命、珍视个体的特质，又使得汉末士人在绝意事功之际开始了享受人生、重视人伦日常生活的情趣转变。上述爱情婚姻及咏物题材的急增，无疑可视为此种思想情趣下的时代产物。而乐舞、游戏之作的涌现，则更体现出文人对自身生活的关注与重视，文学在东汉前中叶一度中断的娱乐功能重新得到强调。这类题材，蔡邕有《琴赋》、《弹棊赋》，而“短人”和“瞽师”由于与特定的娱乐场合有关，亦可归入此类。蔡邕“才通情侈”，[10]《琴赋》、《弹棊赋》当不但出于生活的点滴，还是其才子文人性情的外化展现。《短人赋》乃游戏俳谐之作，其赋作不在状写侏儒之残疾，而在于表现短人“嘩啧怒语”的滑稽形态予人的乐趣。“经学深奥”的蔡邕不忌所谓“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的圣训，体现出汉末儒学式微下人性的复苏与张扬。

　　另外，蔡邕的《汉津赋》“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完整地描绘祖国大江大河的赋篇。”[11]《汉津赋》以汉水为描写对象，勾画出 “浩浩大川”“洪涛涌而沸腾“的宏伟气势，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礼赞。古人云“智者乐水”，其中也颇可看出蔡邕的人生趣向。

　　客观地考察蔡邕的辞赋创作，我们必须承认他是一个对辞赋题材内容颇有继承开拓的作家。同类题材，他遥承前人，在继承中追求超越与创新。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开创了一系列新的题材，如婚姻、俳谐等。且许多题材甚至题目，都成为其后赋家模仿的对象。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指出：“在蔡邕前后，包括建安时期，赋的题材多样化了……”[12]这一认识无疑是符合实际的。

　　二、抒情言志、剖写心灵

　　蔡邕的《述行赋》是历代注意较多的篇章。这篇作品仿效刘歆《遂初》，班彪《北征》、班昭《东征》等纪行赋的写法，多因地怀古、咏史讽今。此篇在沿袭中颇有新意，表现在抒情性的大为增强，情感浓郁、批判犀利。赋开篇便言“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经时，塗屯邅其蹇连兮，潦汙滞而为灾。乘马蟠而不进兮，心郁伊而愤思”，勾勒出一副淫雨霏霏、我马玄黄、触目凄凉的景象。“心郁伊而愤思”不仅与序文“心愤此事”照应，且成为一篇之旨。作者因地抒慨，尽情地抒发了深沉的忧思：

　　……格莽丘而税驾兮，阴曀曀而不阳。哀衰周之多故兮，眺濒隈而增感。忿子带之淫逸兮，唁襄王于壇坎。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懆。操方舟而逆湍流兮，浮清波以横迈。……愍简公之失师兮，疾子朝之为割。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途泞溺而难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师而释勤。壮田横之奉首兮，义二士之侠坟。伫淹留以侯霁兮，感忧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遥思兮，宵不寐以极晨。……

　　在这里，辞人运用“哀”、“忿”、“唁”、“悲、“懆”、“愍”、“疾”、“壮”、“义”、“感“等动词，多方位、多层面地抒发了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在这里，有对时政的忧虑，对奸佞的嫉恶、对民生的哀闵，对志士的礼赞。“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清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侵急。” 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揭露了苦乐不均、佞臣弄权、忠良受屈的黑暗社会现实。其揭露之深刻、批判之大胆、倾向之鲜明、情感之浓郁，非此前纪行赋作之婉而多讽、匡谏补拙所能比拟，惟稍后赵壹之《刺世疾邪赋》可以当之。又赋作屡言“遘淫雨之经时”、“雨濛濛而渐唐”、“集零雨之溱溱”，濛濛秋雨作为意象在赋中反复出现，更是烘托渲染了深沉的忧思与难言的悲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青衣赋》、《检逸赋》、《协和婚赋》寄托并表达了蔡邕对世俗情感的肯定与向往。在《青衣赋》中，他由衷地表达了对美的礼赞、爱的追慕：

　　金生沙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产于卑微。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蝤蛴。纵横接发，叶如低葵。修长冉冉，硕人其颀。绮袖丹裳，蹑蹈丝扉。盘跚 蹀，坐起低昂。和畅善笑，动扬朱唇。都冶娬媚，卓跞多姿。精慧小心，趋事如飞。中馈裁割，莫能双追。《关雎》之洁，不蹈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鲜希。宜作夫人，为众女师。伊何尔命，在此贱微。……

　　辞人用工笔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位端庄秀美的青衣女婢。在极尽赞美“青衣”姿容之美的同时，又刻画了其“《关睢》之洁，不陷邪非”的心灵之美，实现了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和谐统一。而这种美的礼赞、爱的追慕更因双方地位的差异而终不可凑泊，从而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激切：

　　饬驾趣严，将舍尔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停停沟侧，嗷嗷青衣。我思远逝，尔思来追。明月昭昭，当我户扉。条风狎躐，吹子床帷。河上消摇，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惄焉且饥。

　　如果说，在赋的前一部分中，“我”还存在着门第等级的顾虑，表现得较为冷静、理智的话，那么，在此部分中，情感已完全将“我”淹没。其四言句式，急促有力，宛若一首小诗，形象地表现了“我”对“青衣”不可遏抑的追慕与思念。情感之浓烈，表情之直露，较之《关睢》“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有过之而无不及。

　　汉末辞赋抒情化的发展，还鲜明地体现于咏物赋作中。相较于东汉前中叶的咏物赋，汉未咏物赋的抒情性大为增强并最终奠定了古代咏物之作“托物言志”的抒情传统。《伤故栗赋》乃为有感于蔡氏祠前栗树夭折而作。赋中“何根基之丰美兮，将蕃炽以悠长。适祸贼之灾人兮，嗟夭折以摧伤”，联系其多舛的一生，不能不说乃是在借栗以自伤。若再联系汉末时事之颠沛，其蕴含当更为深广。《蝉赋》言“白露凄其夜降，秋风肃以晨兴”，已兆肃杀秋情，极易使人联想到蔡邕如履薄冰、饱受摧残的人生境遇。在这些咏物赋作中，虽不乏对事物的客观描绘，但主观情感的时时渗透与抒发，不能不说是辞赋注意的重心。

　　综观蔡邕的辞赋，不论爱情婚姻之作，还是咏物写景之作，都在情感的抒发中，展示出其至真至纯的心灵世界，也昭示着文人试图挣脱政教桎梏对个体生命以及自然真情的重视与珍惜。祝尧《古赋辨体·卷五》以为“盖西汉之赋，其辞工于楚骚;东汉之赋，其辞(原本缺‘辞’，今补)又工于西汉;以致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工，则情愈短而味愈浅;味愈浅而体愈下。”但客观地分析蔡邕的辞赋创作，就会发现他实际上是遥承先秦、近踪张衡而下启建安。

　　三、由雅趋俗、流连趣味

　　汉赋自产生之日起，基本上就以庙堂文学的姿态服务于统治者。其不论“润色鸿业”，还是“泄导人情”，都显得颇为谨饬堂皇。西汉中叶后经学正统思想的渗入，尤使其渐趋典雅、醇正。汉末政治的衰颓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控制的松驰，使得汉赋开始走下庙堂、进入世俗人间。汉赋在内容题材上出现巨变，不仅抒情性大为增强，也促使世俗化、趣味化的生活实际开始进入辞赋的表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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