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蔡邕为通才大家，亦以辞赋名世。作为东观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者，蔡邕的辞赋创作在内容与艺术上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特别是他在内容题材上的开拓，更是直接推动了建安及其以后辞赋的发展。

　　关键词：蔡邕;辞赋;思想内容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人(今河南杞县)，东汉末年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化大家。史载蔡邕“少博学，师事太尉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太尉马日磾谓其为“旷世逸才”。(范晔《后汉书》本传)其学无所不窥，著述颇丰。范晔《后汉书》本传载：

　　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知至范蔚宗世，除史作外，大多见存，其中颇可窥见蔡邕撰述之丰，惜后世多不存。考其著作，以诗赋碑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后世“张蔡”连称，将其与张衡并列，以二人同为辞赋大家。[1]

　　现存赋作，明张溥《蔡中郎集》收十四篇，其后清严可均《全后汉文》搜罗整理收十八篇，四部备要本《蔡中郎集》亦收十八篇。这十八篇赋作多为残篇，惟《释诲》、《述行赋》、《青衣赋》三篇完整。[2] 虽蔡赋多为残篇剩句，“但从这些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蔡赋的基本倾向”，[3]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较为清晰地透露出汉末赋风潜变的消息。现存的十八篇赋作，虽大多为残篇剩句，但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显示出独特的风貌。本文旨在通过对其辞赋思想内容方面的剖析，从而较为准确地把握蔡邕的辞赋创作，并在作出公允评价的同时，进而阐明其在辞赋发展史上的地位及意义。

　　一、题材扩大、内容创新

　　蔡邕现存的十八篇赋作，其题材内容涉及面较广，卞孝萱、王琳《两汉文学史》分为述志纪行、爱情婚姻及咏物写景三类。仔细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言志：《释诲》、《九惟文》、《吊屈原文》[4]、《伤故栗赋》;②述行：《述行赋》;③爱情婚姻：《青衣赋》、《检逸赋》、《协和婚赋》;④山水景物：《汉津赋》、《霖雨赋》;⑤咏物：《笔赋》、《团扇赋》、《玄表赋》、《蝉赋》;⑥人物：《短人赋》、《瞽师赋》;⑦乐舞游戏：《琴赋》、《弹棊赋》。

　　可以看出，蔡邕的辞赋创作已经开始突破汉大赋狭小的宫庭颂圣、讽谏等重大社会政治题材而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故马积高先生以为：“在汉代赋家中，大概没有第二个人的赋的题材有这样的广了。”[5]道家珍视个体生命、关爱人生、崇尚自然真情等思想的介入，更使得日常生活日益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其赋作与东汉前中期相比，题材内容均展示出崭新的风貌。蔡邕的辞赋，有着对前代题材的继承，如言志、纪行赋，而尤为引人注目者则是新的题材内容之开拓创新。在这方面，尤以爱情婚姻、咏物、乐舞游戏之作成就最高。

　　《青衣赋》、《检逸赋》、《协和婚赋》堪称辞赋发展史上爱情婚姻题材的代表之作。这类题材的源头，上可追溯到先秦。《诗经·国风》中就有不少描绘爱情婚姻生活的篇章。最早以赋的形式表现情爱题材的，当为宋玉的《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诸赋。但这几篇赋，当是承《离骚》“香草美人”比兴寄托而来，不是纯粹的爱情作品。降及西汉，司马相如有《美人赋》，但赋作却是借“东邻女子”与“上宫闲馆之女”情爱的主动热烈，借以反衬正人君子“坐怀不乱”的美德。究其主旨，乃是以否定男女之情而为设立礼教之大防服务的，算不上真正的爱情作品。自相如《美人赋》后，至东汉中叶，此类赋作几成绝响，反映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观念以及经学“节情”、“防欲”礼义规范对文学的桎梏。这一局面，随着东汉中期张衡的《定情赋》以及《同声歌》的出现而获得突破。《定情赋》今已不全。此赋公然以“情”名篇，首以“夫何妖女之淑丽”提起，描写女主人公美丽的姿容，而“思在面而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两句，表现了辞人对意中人真诚的爱慕与思念。其想象奇特、语气之大胆，实开中国古代爱情赋作先河。蔡邕承张衡创作之余绪，成《检逸赋》(又称《静情赋》)、《青衣赋》、《协和婚赋》佳作三篇，不能不说是辞赋史上的新发展。《检逸赋》模仿张衡《定情赋》痕迹较重，惜为残篇，已难窥全貌。而《青衣赋》则完全可视为蔡邕的独抒心机之作。赋作表现出对美的礼赞、爱的追慕。赋中尤引人注目者，乃是对青衣的刻苦思念，其“思尔念尔，惄焉且饥”的情感宣泄，真实地展现了有情人未能聚首的痛苦，颇为感人。“它正好从反面证明蔡邕也是一个敢于打破陈规的有血性的人，是一个比较有进步思想的人。”[6]据赋中“感昔郑季，平阳是私”、“故因锡国，历尔邦畿”句来看，学者以为，此赋当作于作者建宁三年出仕之后，可能在熹平七年出补河平长之时。[7]若真如此，当是蔡邕一段真实情感经历的写照，故颇为真实感人。魏晋以降，相关题材的赋作大量涌现，如曹丕的《洛神赋》、《出妇赋》，王粲的《神女赋》、《寡妇赋》、《出妇赋》，曹植的《感婚赋》、《洛神赋》、《出妇赋》等。学者以为“这是时代使然，但蔡邕开启之功也不可埋没。”[8]

　　蔡邕还拓展了爱情的表现领域，将之延伸到夫妻婚姻生活的表现。《协和婚赋》即为此类佳作。赋开篇以“惟情性之至好，欢莫伟乎夫妇”领起，申诉男女婚姻之大义，次及“良辰既至，婚礼已举”，极言婚礼之祥和热烈。又以“丽女盛饰、晔如春华”领起，从远近动静等各个方面展示了新妇之艳丽。其后又转入洞房好合，“长枕横施，大被竟床。莞蒻和软，菌褥调良”描写已颇为大胆，而“粉黛施落，发乱钗脱”已足见蔡邕超越世俗的叛逆情性。其对情爱描写之大胆直露，在两汉赋中极为罕见。

　　蔡邕在辞赋题材开拓上的贡献，还表现在咏物赋的大量创作上。咏物赋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橘颂》，其作托物言志，颇具情志。西汉初叶贾谊《鵩鸟赋》、孔臧《杨柳赋》、《鸮赋》等赋亦颇富情采。其后王褒《洞箫赋》、傅毅《琴赋》、班固《竹扇赋》皆偏于客观描摹乃至颂圣懿德，咏物赋被纳入修善立德、颂圣、讽谏的政教范畴。惟扬雄《酒赋》颇有新意，多所寄托。东汉中期后，政教束缚的逐渐解除，咏物赋开始获得新的生机。张衡遥承楚骚精神，于咏物之中多有寄托，显示出情感化发展的方向。其后，朱穆之《郁金赋》、赵壹之《穷鸟赋》皆多所寄托。而蔡邕现存《笔赋》、《团扇赋》、《玄表赋》、《蝉赋》、《伤故栗赋》，数量之多、涉物之广，汉末几无人能及。总体来看，蔡邕此类赋作虽皆为残篇断句，但明显表现出与傅、班诸人不同风貌而接近张衡，借物以抒情言志成为赋作表现的中心。蔡邕之后，祢衡、阮瑀有《鹦鹉赋》、杨修有《孔雀赋》、王粲有《柳赋》、《白鹤赋》、《鹖赋》、《莺赋》，曹植有《蝉赋》、《蝙蝠赋》等赋，皆借物抒情写志，多所寄托。“这些作品已不是一般的咏物赋，而是高度形象化的咏物抒情赋或讽刺小赋了。”[9] 其中尤以祢衡《鹦鹉赋》、曹植《蝙蝠赋》等成就较高。从张衡到建安，蔡邕在咏物赋作的发展中无疑应占重要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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