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无论是透过第一代人的革命式爱情,还是孩子与拉亚传奇式的爱,都可看到作为建国初期的“犹太新人”,他们骨子里仍传承着犹太民族坚定的信仰和对犹太文化的固守。但随着以色列建国后高速的经济发展,像门德尔松医生的美国化一样,西方外来文化正在悄无声息地闯入这片圣地。他与拉亚失败的婚姻,就形象地体现了西方外来文化对犹太传统文明的冲击。
流散世界各地1800年的犹太先驱,曾为了生存也接受过各式自然的或强迫的外来文化。文化入侵本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特异历史现象之一。但是,因犹太人的民族特征和特殊的外部环境,文化入侵展示出复杂性。如西方非犹太世界对犹太人的影响不再以宗教或上帝的名义,而是改头换面,演变成为文化、种族、血缘、意识形态等各种世俗形式的干预。与旧的宗教影响相比,这些新的干预变得更加隐蔽,从而在人们的内心世界也潜伏得更深。其结果将使犹太人引以自豪的优秀的“犹太属性”逐渐削弱。不断丧失种族属性的“犹太新人”,在当今世界的多元化进程中会感到更加不安和焦虑。因为在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后者显然对人更为重要,也更具有亲和力。对一个现实存在的个人来说,政治认同仅仅是外在和抽象的,而族群认同才是真实和具体的。这种因“犹太属性”逐渐丧失而造成的恐慌感,在作品中典型地体现在第三和第四代“犹太新人”身上。
(二)
耶尔和本杰明是拉亚与门德尔松医生的两个儿子,也是本土第三代“犹太新人”的代表。他们完美地遗传了父辈的因子。耶尔像其父“孩子”,黝黑的皮肤、浓密而粗硬的黑发,还有一个粗壮的身体。本杰明,显然更多遗传了门德尔松医生的基因,不仅满头金色卷发、身材修长,而且也像医生一样“全身亮亮的”。因此,耶尔不止一次害怕自己是被收养的,曾试图用长袍藏起自己奇怪的身材。人物外貌在作品中反复提到,作者仿佛试图要告诉读者,人物外貌的强烈差异犹如当代的犹太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大舞台上,今日的犹太文化在强势的西方外来文化面前,显得是那样不自信,甚至还怀疑自己文化的源流,如同耶尔怀疑自己的身世一样。这种文化的对比,在作品中还形象地体现在本杰明与妻子佐哈尔的错位婚姻上。来自贝特谢安谷集体农场的佐哈尔,和她的兄弟、侄儿与侄女一样,具有“加大号”的体型。这种高大的体型,在本杰明等人的眼中俨然一个“大怪物”,尤其是这个家族喜爱食物的传统,更受到嘲笑。作者梅厄•沙莱夫再次巧妙借用对佐哈尔一家人的嘲讽,体现作为传统犹太文化代表的犹太拓荒者的集体农场文明与强势西方外来文化的冲突。
如果这是作者在呈现当代以色列社会中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那么耶尔和美国化的莱欧拉的结合,便是作者在试图调和这种矛盾。
作为小说当前叙事线索的是耶尔寻找一个家的故事。其实,在特拉维夫他已有一个很大的、漂亮的家。但耶尔在妻子莱欧拉的豪宅中,感受到的是房子的不友好、挤压和排斥。用他的话说“在莱欧拉的房子里我缺乏舒适感,这些年来快要把我掏空了”[6]。于是,他努力寻找一处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在找家的过程中,耶尔重逢了初恋情人、现在的女承包商蒂拉尔。他们两人一起选择房子,共同改造翻新那幢破旧不堪的老屋。在房子不断修葺完善中,耶尔和蒂拉尔重温鸳梦。可是,随着天穹中鹤的出现,耶尔突然想起了曾与他因观鹤而相识的妻子。最终,耶尔坚决地丢下了蒂拉尔,疯狂驱车驶向特拉维夫寻找妻子。这次回来的耶尔,仿佛得到了重塑,以至妻子莱欧拉不禁质问“这是耶尔吗?这突如其来的活力是从哪里来的”[7]?
此刻,不仅是莱欧拉要惊奇,我们读者也会发问:耶尔不安的心真的找到了归属?然而,作品“后记”部分的补叙,明确交待了已步入中年的耶尔并未最终找到“平静”,他与周围人的一些格格不入、人到中年的迷茫和不如意等依旧如影相随。典型地体现在他与蒂拉尔和莱欧拉两个女人的关系上。作者形象地借助耶尔在两个女人之间的徘徊不定,比拟生活于当代语境中的“犹太新人”在传统犹太文化逐渐被趋于边缘化时的迷茫与彷徨。统观全文,蒂拉尔与耶尔应同属一类——都市漂泊者。在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作为犹太新人的他们一方面骨子里有着传统的信仰和对犹太文化的固守;但另一方面,时代的日新月异,又使得他们对犹太信仰及文化的这份固守显得虚无缥缈。耶尔的情感游弋及他死后蒂拉尔游离于自称为“浅薄的浪漫”中,都在形象地体现人物精神的空虚与失落。
耶尔面对莱欧拉古铜和金色的头发、白皙而美丽的脸以及她优雅的举止,充满着冲动与渴望。但一靠近又觉得她太过于强势。正如耶尔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很好。我们两个人一起就是个问题”[8]。所以,“任何我和她的混合——家庭、孩子、工作、睡眠——都注定要失败”[9]。耶尔的这种苦衷,其实是高速发展的现代以色列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时的困惑。在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如何应对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而又不丧失民族属性,这的确是该考虑的问题。因为,作为下一代的双亚(亚夫和亚瑞夫),虽然继承了上辈人高大的体型,聪慧的头脑,但心灵依旧没有归属,仍迷失在欲望的洪流中。如美国中东问题专家劳伦斯·迈耶所说:“今天在以色列展开的最大的斗争所涉及的既不是领土,也不是安全,而是这个国家的灵魂”。“以色列最大的危险不在它的国境之外,而在它自己的灵魂和精神里”[10]。这也就是说,以色列国建立之后,以色列社会缺乏前进的动力和精神支柱。
在以色列,这种空虚感在一些人中间更为强烈。随着最后边疆的被征服,以色列已从一个开拓的社会变成了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因此,建国前的岁月和独立后最初的几年,在许多以色列人心目中就有了浪漫色彩。但国家一旦成立,犹太复国主义对于国家前进的方向就提不出多少意见了。犹太复国主义没有可遵循的主要信条来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为了什么?”的问题提出来了。尽管以色列有建国以来空前的繁荣和最安全的战略地位,但郁郁不乐的情绪笼罩着全国。一位以色列学者说:“你瞧,我们以为没有理想也可以活下去。人们不再议论犹太复国主义了,议论不时兴了———只要去做就是了。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单凭行动生活而没有理想。我们发现,没有理想,我们的社会就要退化”[11]。因为旧的理想失去了魅力,新的理想还不明确,这样就在以色列社会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相对“真空”。会使在以色列现代历史中成长的新一代人产生若有所失的感觉。所以,以色列今天的生活缺乏一个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