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终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相比要多出一个部分的政府消费，而我国的政府消费在很多时间里是不规律的，而且这一消费量与居民收入差别没有多大关系，因此用最终消费的拟合结果当然不如用居民消费率的拟合结果。

　　2、对于地区差别的计量，本文采用两种方法。由于各地区人均收入历年资料的搜集难度极大，故用各个地区的人均GDP的绝对差距来代替，但这一指标会放大各地的真实收入、有缩小各地收入差距的可能。因此，本文选用第二种方法，即用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距来代替，上述运算结果也说明用“各地区人均农民纯收入的差距”比“各地区人均GDP的差距”要好，更能反映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当然，用“各地区人均农民纯收入的差距”没有反映“各个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的确是一种不足。但我国的现实情况也说明各地区的差别中，城市差别并不大，而主要是各个地区农村差别。因此，用“各地区人均农民纯收入的差距”能够近似说明地区之间的差别。

　　3、理论上讲用实际居民收入X/1(货币收入扣除物价因素的真实收入)来反映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最理想的，但本文在计算城乡收入差距时都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差距并没有扣除物价因素，为了使模型变量的一致，居民收入也不再扣除物价影响，用居民货币收入直接计算其对消费的影响。同时，用“居民货币收入X1”和用“居民实际收入X/1”计算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其方向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不同，不影响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分析。

　　四、结论

　　根据回归方程(1)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收入差别的扩大都不同程度地降低消费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城乡差别呈现先是缩小而后扩大的过程见图1，在初期(如八十年代)的缩小中，有力地促进了消费的增长(如八十年代的消费热潮)，而后的扩大抑制了消费的增长，以至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其他差别也是如此。从实证结果来看，城乡差别每扩大一倍居民消费率将减少2.108个百分点，行业差别每扩大一倍居民消费率将减少1.325个百分点，地区差别每扩大一倍居民消费率将减少1.515个百分点。这种数据有力地佐证了马克思、凯恩斯等人“收入差别过大将会导致需求减少、延缓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

　　2、在影响消费需求的四个因素中，居民收入和行业差别是主要因素。这一点可以从回归方程(1)的标准化方程(3)：

　　Y=-0.367X1-0.213X2-0.299X3-0.214X4(3)

　　图1-a 居民收入的城乡差距

　　图1-b 居民收入的行业差距

　　图1-c 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

　　图2 居民消费率的变化

　　得到验证。此时方程(3)中的变量均是标准化的变量(没有计量单位)。如果把该方程的回归系数之和的绝对值理解为1，那么自变量X1、X2、X3、X4对Y的相对影响程度就可以计算。计算的结果分别是33.57%、19.48%、27.36%、19.58%。在影响消费的因素中，居民收入和行业差别，成为了主要因素。这和人们平时的估计略有不同，人们总是习惯上认为抑制消费需求的因素是城乡差别，而实际上行业收入差别和居民收入才是主要的因素。有民谚曰“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正是这一问题的真实写照。

　　3、居民收入对消费率的回归系数是-0.00557，即居民收入每增加一元将降低居民消费率0.00557个百分点，这说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有限。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解释，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倾向是降低的，而且收入增长越快，消费倾向降低越快(凯恩斯的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规律)。在本文中的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性收入)的比率，可以理解为近似的消费倾向，它本身就应该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所以本文X1的回归系数为负，正好验证了有关的经济学的理论。回归方程中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但他们对消费的影响确实相反的。X1的系数为负表明收入对消费的正作用，X2、X3、X4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收入差别对消费的副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它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降低的程度有多大，降低程度越大，说明收入增加越快。而本文中，只有0.00557，减低程度较低，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增加缓慢。这一点从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事实中就可以得到证明，也就是说我国的广大居民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相应的实惠。我们的经济增长常常是为增长而增长，忽略了经济增长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的这个终极目标。

　　如果说居民收入增长很快，那么表现在本文的回归方程(1)中，X1的负回归系数应该更大，其标准回归方程(3)的系数也应该更大，所占比重也就更大。在回归方程(3)中，居民收入提高越快，其相对影响程度越大，收入差别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就就小。这样可以通过居民收入的提高，起到缩减收入差别副作用的功效。可惜，现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恰恰是居民收入的缓慢增长与收入差别的急剧扩大相映成趣。

　　五、几点建议

　　1、在应对金融危机、刺激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根本的关键性措施还是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政府行为来拉动投资需求。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增长，经济发展将会失去长久持续的动力，因为投资也是为了消费。

　　2、在刺激消费需求的问题上，应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和“均衡居民收入”两种手段同时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似乎是居民收入增加了，对经济增长有明显拉动作用，但本文的结论却是居民收入增加缓慢，对消费需求增加的影响有限。这一点最容易被各级政府所遗忘，当务之急是让老百姓享受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

　　至于均衡收入那更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到了该是均衡收入的时候了。最近，欣闻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收入分配政策的改革，力争缩小收入的危害。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正确而且是广大居民期盼已久的英明决策。

　　3、在缩小收入差别的问题上，不能只看到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而实际上行业差别的影响尤甚。当务之急是消除权力阶层、垄断势力对收入公平的破坏。

　　参考文献:

　　1、何晓群刘文卿，《应用回归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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