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出来的传播者，代表着一种力量的崛起。这种力量不再被大众传媒所控制，甚至可能控制大众传媒。代表着这种崛起的力量的传播者，只有利益共同体。华南虎事件，是典型的传播者制造新闻的案例，在周老虎背后，是出于某种利益考虑的林业局。在这段房价猛涨的时间里，是谁在制造购房者的恐慌?——我看到房地产商们在高喊着“刚性需求”。通过近期出台的一些房产新政，我们可以看出导致近期房价猛涨的原因是“投机性购房需求”。房地产商通过置换需求，进一步制造了购房者的恐慌。

　　三、新型传播者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结构的变化

　　我国的社会结构在近二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新中国历史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代表全体民众，国家意识代表全部民族意识，出现在大众传媒的报道里。民众的概念里缺乏个体的概念，个体被隐藏在人民群众之中。因此，形成了两级的社会结构，即“国家——人民”。国家控制一切，当然也包括大众传媒。除了国家，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染指大众传媒。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国家——人民”的两级社会结构面临崩溃。国家角色开始在一些领域内渐渐退出，而在这些领域中，民众中的“个体”力量开始爆发。但是，这种个体力量的爆发，令人惋惜的是，并未造就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和培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相反，利益共同体出现了。因此，社会结构转变为“国家——利益共同体——人民”。

　　(二)传媒的变化

　　在“国家——人民”的社会结构下，大众传媒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直接面对作为另一极的人民群众，发挥国家机器的职能，自上而下地发挥“指导”“号召”的作用。而人民群众只能被动接受，成为一个“泛化的”“名不副实的”“历史创造者”。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作为国家机器的大众传媒，已经无法掌控所有的信息来源。有实力的和觉醒的传播者开始从大众传媒中分离出来，继而影响大众传媒，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大众传媒。同时，大众传媒也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事业单位，企业经营”，国家角色隐居到幕后，大众传媒需要直面市场。广告费收入占据了它们营收中的较大比例，因此，它们也加强了对广告主的依赖。

　　(三)受众的变化

　　受众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体意识的觉醒，知识水平的提高等正在渐渐改变受众作为被动方的传受格局。受众的一个最具意义的变化是碎片化。这不仅意味着大众传媒不可能像以往一样瞬间影响所有受众，同时也意味着个体意见的诞生和繁荣，从而引起了分众传媒的产生和社会各界对于话语权的争夺。因此，受众的碎片化，是对大众传媒的一种消解。但是，另外一种变化，也正在使受众成为信息世界里的一片孤立无援的小舟，这就是受众对信息的强烈依赖和信息不对称。它又加强了大众传媒操控者的权力，使得受众有可能被大众传媒或利益共同体玩弄于股掌之中。

　　四、启示

　　(一)话语权争夺下的民生期待

　　觉醒的传播者已经认识到自己握有的权力，因此他们从大众传媒掌控的“黑暗空间”里脱离出来。大众传媒休想利用自己握有的权力再继续将这部分传播者隐藏起来。但是，觉醒的传播者在经济社会里为了追逐自身利益，往往结合成为利益共同体。那些在改革开放早期获得机会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获得利益的人群为了保持自身已有利益和继续获取利益，完全有可能利用手里掌握的资源去争夺话语权;而那些刚刚兴起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房地产行业、金融行业等，不会坐视话语权的旁落;传统的话语权的掌握者，媒体及其背后的国家，更不会使话语权的争夺失去秩序，而为了增强公信力和改善业已在大众心里形成的不良形象，他们会加强对话语权的控制;作为个人的传播者也不会无视个体利益遭受各种利益共同体，甚至是政府的强硬损害，草根阶层也会加入对社会话语权的争夺之中。

　　我关注的是，在这种话语权的争夺中，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否能够战胜拥有大量社会资源的利益共同体的贪婪?房地产市场的剧烈变化不只是实体经济的问题，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它反映的是利益共同体同政府同公众的话语权的争夺。这场争夺的结果现在还不可知，但是它的结果似乎可以告诉我们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否能够战胜贪婪。从历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即使战胜，也会胜的十分惨烈。

　　(二)乌合之众

　　受众群体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上文中所说，有两个最具变革意义的变化，就是受众的碎片化和对信息的强烈依赖。它们一方面是对大众传媒的消解，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大众传媒的权力。但是这两个变化，结合国内的具体情况，对受众而言，除了能够促进个体意见在网络媒体上的诞生和繁荣以外，其余的恐怕难免让人有所悲观。

　　我关注的是，在由草芥——民为贵——人的解放——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变化中，大众始终没有摆脱掉“乌合之众”之名。毫无疑问，大众中隐藏着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但是这股力量从来不可能自发的产生于大众之中，而是由“利益共同体”引导着。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大众始终是被压迫者，每一次社会变革的结果是民众由“甲”压迫变为由“乙”压迫。即使在现代社会，个体意识渐渐觉醒的民众，也无法结合起来自由地行使隐藏在民众内部的力量。现代民众有可能成为乌合之众有以下理由：第一，民众没有结合成组织。这反映在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造就我国的强大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要么是政府的附庸，要么是利益共同体的工具，代表民众的中坚组织非常缺乏。这意味着民众依然是一盘散沙。第二，受众的碎片化。受众的碎片化，一方面可以视为是对大众传媒的一种消解，另一方面也表明受众失去了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在社会信息不平衡的情况下，碎片化的受众极易受“人”摆弄于股掌之中。例如演艺圈的“潜规则”“艳照门”等事件，光鲜外表下的明星们的丑陋被隐藏起来，从而使受众失去了对他们的认识的全面性，受众成为明星们赚钱的工具。第三，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从大众传媒分离出来的传播者的主体，可能就是利益共同体了。他们分享了大众传媒作为传播者的权力，利用自身掌握的巨大社会资源，传播有利于他们发展和获利的有关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信息。这是我国媒体常常在对外报道中批判西方媒体“伪自由”的重要论调，然而这种情况也正在我国媒体身上发生。在我国大众传媒的背后，除了国家，还有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大众传媒的操纵者。而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使受众继续成为“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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