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创作不以模仿自然为最高境界，而力求实现主客融合、相互贯通的整体性，追求充满感性生命的人生体悟和对宇宙、人生独特真切的理解。艺术的目的在于感受“天人一体”、物我和谐的境界。虽然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也注意到描摹客观世界“形似”的重要性，但仍将其审美中心放置于“神似”。“神似”中包含着“形似”，这是一种主客体水乳交融的状态。因而，中国的传统艺术和审美心理强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羚羊挂角、无迹可求”。[9] 赵季平对这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就完全符合“神似”的美学要求。音乐并不与人物动作、神态有直接的情绪关联，它游历于画面之外给予观众另一重空间，但又与画面保持着一种谐和的关系。它的独到之处是既满足了画面对音乐的要求，又超越了具体场景中音乐的具体表现，将人物的命运、情感通过音乐投入到一种历史性的厚重而又悠远的情怀之中。作曲家卓越的画面感，使得具有涵盖力的音乐在每一个场景中出现都显得非常自然。艺术创造与平庸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影片所需要的概括性。音乐仿佛并没有过多地反映画面中人物在具体场景中的具体感受，而像是用一种悠长且深思的语调向观众讲述故事。虽然对于不同的事件会有音色的变化，但旋律中那深沉的音韵仍然沉稳地娓娓道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同时，张艺谋又是一位具有强烈造型意识的导演，他将镜头作为带有深刻意义的叙事的一部分，通过对“造型”和“空间”的强调，使画面不再是叙事的章节，而成为表意符号。作曲家在此改用音乐的“表意”功能，以不同的旋律象征不同的人物形象，与画面遥相呼应，增强了影片的象征性和寓意性。音乐以“红色”作为构思旋律的基础，但此“红”非彼“红”。(《红高粱》中的大红)它是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紫红”，再继而转成“暗灰”，到主人公变疯后“苍白”的衬托下，透射出另一番意义，即赋予红色以死亡气息。如三太太死后，红彤彤的房间里传来幽灵般的歌唱……音乐将生命与死亡两种相反的意味融于“红色”，在热烈的气氛中透视出悲壮亦或悲哀的结局。音乐以京剧“西皮流水”作为主线，象征着大红灯笼照耀下的人物命运，虽然旋律热烈、欢快，但实则透射出人物悲惨的命运结局。

　　中国把“和”作为美的基本特征，以“中和”-“淡和”作为美的标准。[10]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音乐完全体现了“和”的美学思想。周代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11]“以他平他”即协调不同的事物以达到“和”。“西皮流水”的音乐主题在开场出现，首先“以自身结构纯粹的美介入影片,它的地位是指导性而不是附属性的。”[12] 它那悠缓而流动的节奏指导和维持着张艺谋擅长的构图思维。音乐作用于画面一种冷静的理解力，给观众提供除了情感认同体验以外的另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力是超越画面本身的，是作曲家的创作灵魂。 “落花无音，人淡如菊”、“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这些都为作曲家提供了一个表现音乐美的佳径，即自然。[13]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戏剧矛盾已相当激烈，人物之间充满张力，红-白-灰色调对比突出，加之构图层次丰富，画面饱满，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留给音乐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所以作曲家为保证画面质量，并没有把音乐写的激情澎湃，在“惩罚雁儿”、“梅珊被捉”、“颂莲变疯”等情节高潮部分，仅用了“啊”、“龙格龙格”等衬词作为背景，自然而然，时隐时现，似人哭泣，似人低吟，代表着大院里女人们痛苦的心路历程，留给观众丰富的想象空间，看似轻描淡写，实为“灵魂”所在。

　　三、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融合

　　电影音乐是电影整体的一部分，它不可能反客为主地突出自己的全部特点。对于电影艺术而言，若民族化的情节配有民族化的音乐也许能够更好的彰显民族气质。然而，民族性与时代性是一件优秀艺术作品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因素，它们之间应该相辅相成、协调发展，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红高粱》的音乐给中国影坛提供了一次崭新的审美体验，它更注重客观实在的，有真情、真欲、真言、真行性格的人，虽不合理想，但却是现实的合理存在。音乐没有浮华的修饰或理想化的加工，但这恰恰表现了人的真实性。它的成功向人们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艺术的主题一定要与世界文化主流和人类的内在精神相契合，这种契合就是通过艺术形态和艺术语言的更新，以便让民族传统艺术与世界艺术处于一种能对话、能理解的状态中。《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典型的京剧打击乐象征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摧残，音乐先天具有一种观众熟悉的古老、陈旧、压抑等传统势力的特征，而现代音乐则难以达到它带给观众的认同程度。但是，如果不对其进行交响化技法的再发展，仅仅依靠原始的京剧伴奏也同样难以表现出如此震撼的感染力。音乐的魅力正是来自于民族化与时代化的和谐交融。

　　民族性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它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否则，便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赵季平是一位既熟知民族性又“捕捉”时代性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既体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又洋溢着时代特点。在音乐创作中，他一直遵守“艺无定规”的原则。他认为艺术本身就是创造再创造，尽量不要重复自己，一个保守的、墨守成规的思维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赵季平的作品之所以得到观众的喜欢、同行的赞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作品没有极端地排斥外来音乐文化的影响，没有一味地固守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个性。相反，他采取一种完全开放、平和、博大的文化心态，既保持作品的民族特色，又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既挖掘传统音乐的精华，又以批判的眼光吸纳现代音乐之优势。他的创作完成了一种文化整合，给人一种无形的亲和力且独特新颖、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全球化语境特征，真正达到“民而不俗”的境界。

　　【参考文献】

　　[1]袁智忠 黄海平.《对<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美学解读》.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98，(3).77.

　　[2]饶余燕.《以生命投入创作的作曲家》.当代电影[J].1996,(5).25.

　　[3]张洪岛、张洪模、张宁.李斯特论伯辽兹与舒曼[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26.

　　[4] 张明芳.《张艺谋电影论》[D] .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2.

　　[5] 区宁.《论民间文学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2004(3).42.

　　[6] 樊兆青.《行吟在民族文化的大餐—作曲家赵季平音乐创作的新境界》.人民音乐[J]20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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