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彰显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

　　赵季平是一位具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音乐家，他将自己深沉的民族意识融入创作之中。他秉承着“夸父”式的执着，脚踏黄土地，回归到西部的苍天厚土，选择那些俯拾沉寂的历史和最需要关切的人文命题，用音乐的笔触描写人的命运，发掘电影中其它艺术形式难以至达的深邃意境，在荒芜中探访苦痛，让孱弱的生命发出响动。音乐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赵季平对生活的感触、对故土的依恋、对生活的热情、对母体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生命富有爱心的感动。[5]回顾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是凭借一颗真诚的心，将对生活的细细体悟转化成一首首极具感染力的音乐作品。通过音符的述说，尽音乐之所能，传达出他对生命的关切，对历史的凝思。

　　赵季平在创作电影音乐之前就已经是位成名的音乐家了。然而，当接触到电影中鲜活的生命时，他仍然以平和的心态直面生活，以平等姿态靠近平民布衣，用心灵的语言去抚慰笔下的灵魂，思之所思，感之所感，用音乐阐释出他们对茫茫世事的不平，对不济命运的诉说。正是凭借这种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使他的作品在选择命题和素材方面占据主动地位，以“从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写出中国味”作为创作的基本原则，以北方人特有的执着、朴实与稳重开拓着他的电影音乐创作道路。

　　1、西部文化中的民族精神

　　中国西部电影“突破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因循保守的偏向，在创作上，理论上大胆创新，为中国电影发掘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提供新视角、新境域，从而拓展了中国电影艺术视野，深化了电影民族文化的底蕴。”[6]赵季平与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一群热爱西部、立足西部的青年导演站到了中国西部电影的发展前沿，凭借着对西部的赞美与热爱，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以及创作上的契合点，以《黄土地》为开端，开始了中国西部电影的探索前行。

　　艺术家们从纵向的文化视角俯视这片土地，回顾历史，以现代意识重新研究和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使《黄土地》蕴涵了深厚的历史感，进而引发人们的思索、想象与联想。导演以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一面为基础，对落后的一面进行批判，这是对新时代文化的挑战，是在历史的严肃选择和现实的彻底改变中获得的新的生命力。这一独特视角在“腰鼓”和“求雨”场景中得到充分体现，作曲家以强烈震撼的音响渲染安塞腰鼓的蓬勃，而以冷峻的笔法、单薄的旋律描写“求雨”，充分表现出艺术家对不屈不挠、勤劳奋斗的民族精神的赞美和对民族传统中落后、保守、愚昧的批判。

　　同时，摄影师张艺谋以新锐的视角描述着发生在陕北高原的生活，摄影机基本处于固定位置，极少使用摇移等变换镜头，所以有些电影研究者认为这是对影片的情感过于冷漠。或许摄影师对这些画面的处理手法是对摄影艺术新的探索，如果仅从画面对翠巧、憨憨、老爹以及对子民百姓的观察，确实给观众以冷漠之感。然而笔者认为这正是影片为音乐留出的发展空间，实则表达了一种“外冷内热”的艺术思想。这“内热”正是赵季平赋予画面的音乐，“信天游”成为人物情感宣泄的途径。《女儿歌》、《尿床歌》诉说出语言难以表达的潜台词。如果说代表先进思想的顾青对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民是冷漠的，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教唱那首“镰刀斧头老撅头……”的新民歌?为什么还要再次回到这片土地上?显然，他的做法不是“冷漠”和“欣赏”，而是一种关切，关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关注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尽管音乐主题所触及到的微弱的心理诉求几乎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但恰恰是柔弱似水、贱如草芥的奄奄声息，一经汇成苍生的浩然之气就成为大音希声的力量。由此可见，音乐承担了影片重要的剧作功能，作曲家借助音乐对黄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寄托对民族深厚的情感，对炎黄子孙不屈不挠、勤劳奋斗的民族精神的赞美。

　　2、生命意识的张扬

　　“本土内容是电影艺术的表现主体，也是电影艺术家最熟悉的内容。艺术家的风格代表了他的世界观及人生观，是他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在反映。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建立在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基础上的，它既是艺术家个性的自然流露和具体表现，也是观众对电影欣赏、体会的结果。”[7] 电影《红高粱》以其挟裹着狂放的生命意识，宣扬了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酣畅淋漓地表现出一种感性精神，是对惯于崇尚理性的中国电影的一次挑战，它引发了一场不小的社会震荡。

　　《红高粱》的成功无疑来自张艺谋导演的创新意识和驾驭影片游刃有余的能力，但不能因此忽视赵季平对影片音乐所倾注的心血成就了他的“金熊奖”与“金鸡奖”。影片宣扬热情豪放的人生精神更多地来自于音乐，音乐带来的震撼甚至比火红的天、火红的地、火红的高粱的视觉冲击更强烈，它所展现的艺术精神和艺术形式犹如给中国影坛献上一壶浓烈的高粱酒。姜文用粗哑雄豪的嗓子“吼”出“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歌声传达了人性中粗犷、充满生命质感与感性骚动的鲜活的热腾腾的生命张力，唱出“一支生命的赞歌”。[8]

　　电影表现的是一种感性冲动，是心灵世界中对理性冲动的超越，人对自然本性的情爱要求强烈超溢了理性要求的强迫。在影片“颠轿”场面中，粗犷的汉子们个个光着脊梁，健壮的双腿左扭右拐，肩脊起伏跌宕，呼应进退，默契浑成。舞到尽兴时，轿杠从左肩忽地甩到右肩，加上豪迈的歌声、飞扬的尘土和高低不平的黄土地，浑然一体地传达着生命勃发、肆意放荡和无拘无束。这正是感性追求的内驱力的外露，是人性情欲的正常果实。电影对此进行了毫不掩饰的表现，类似于吼叫似的演唱，放荡不羁的挑逗，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美学戒律，直接展示出人的感性冲动。而在“疯狂的高粱”中，人类感性的冲动彻底压倒了理性的制约。“我爷爷”是充满人的本性的自我，不再雷同于那些服从群体意识、淡化人性本能的芸芸众生。他直面人生，敢生敢死，如同一碗燃烧着的烈性高粱酒。唢呐以独特的叙事表意功能成为人性内在心理的窥探和显现方式，以其独特音色大胆地表现情感的冲动。音乐所表现出生命的冲动完全符合人性与人情的自然流露，这是对爱情的追求，对腐朽的婚姻制度和封建伦理的抗争，是人的自然本性富有感性的裸露，真实地展示着人们的心理变化及其奥秘，更加丰富了人物的情感性。

　　3、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艺术作品的民族性首先是作品的内在精神与民族化的审美心理相吻合，其次才是以本民族的接受能力为转移的创作手法。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音乐创作中，充分地体现出民族传统美学对作曲家的浸染。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