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赵季平逐渐成为中国电影音乐的领军人物，成为“中国最杰出的电影作曲家，这一时期的里程碑和巨匠”。他在中国电影音乐界享有很高声望，有“南金北赵”之称(即金复载与赵季平)。[1] 本文从创作手法与创作思想两方面对赵季平早期的电影音乐进行分析：创作手法指他的作品善于运用民族传统音乐，把民歌、戏曲等题材引入音乐中来，成为揭示电影主题思想的“语言”;创作思想指他的作品注重描绘祖国气势磅礴的河山抒写对“黄土地”的无限依恋;以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思想承载深厚的民族情感。赵季平在创作中不断汲取民族传统音乐的营养，本着尊重艺术规律，大胆实践，努力创新的信念，将民族与现代技法融会贯通，为他所需，为他所用，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

　　【关键词】赵季平 电影音乐 西部民族文化 民族精神

　　一、继承中国电影音乐的创作传统

　　赵季平的音乐以浓郁的民族风格著称，但他的创作并不仅限于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更不限于表面的民族化语言，而是不断地将传统音乐的精华、神韵融于个人的艺术创作之中，以风格鲜明的“赵氏”音乐语言出现在不同题材的影片中。他凭借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执着的艺术追求，创作出兼具民族特色与现代意识的音乐作品。他的作品给人以别开生面、常青常新的感觉：《天菩萨》中的四川大凉山风格，《哗变》的苏北风格，《烈火金刚》的河北梆子味，《如烟往事》中的京韵大鼓《梦唱大西厢》等均是通过现代创作手法展现民族文化特色的优秀作品，表现出强烈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魄。

　　1、民歌式的配乐形式

　　黑格尔说“音乐是灵魂的语言，灵魂借声音抒发自身深邃的喜悦与悲哀，在抒发中取得慰藉，超越于自然感情之上。音乐把内心深处感情世界所特有的激动化为自我倾听的自由自在，使心灵免于压抑和痛苦。”[2]民歌就是通过歌唱来表达人们思想、情感、意志和愿望的音乐艺术体裁。它与人类结伴而生，并与历史携手而行，是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要认识和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不能忽略该民族的歌曲，惟有透过它才能对这个民族作最为深刻地体会。电影《黄土地》因以黄土高原为背景，赵季平很明确地在全片大篇幅运用最能体现陕北高原文化个性的“信天游”做主题音乐。除了《酒曲》是直接选取采风时得到的“信天游”原始唱段以外，其它歌曲都是根据陕北民歌的音乐特点重新创作，其中著名的《女儿歌》就是以纯正的“信天游”旋律为基础，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和配器方式进行改编、发展而成。

　　以张扬生命意识著称的电影《红高粱》公映之后，《颠轿歌》、《妹妹曲》和《酒神曲》三首歌曲在中国大地广为传唱。这三首歌同样以传统民歌为创作素材，其中《颠轿歌》取自鲁西南民歌《抬花轿》、《云里摸》及流行于山东、河北等地的唢呐名曲《百鸟朝凤》的主题，音乐形象生动、热烈。根据音乐的节奏、旋律以及表现力等特点，作曲家把热情欢快的音乐与轿夫们狂野的唱腔有机结合起来，配以生动贴切的歌词，深刻地传达出张扬的生命意识、浓厚的生活气息以及鲜明的地方色彩。而演唱《妹妹曲》时，他要求演员在打夯歌的基础上揉入戏曲花脸的行腔韵味，[3]形象地塑造出“土匪式”情歌的热烈激昂与放荡不羁，配以口语化的歌词，使音乐完全符合影片的整体风格特点。《酒神曲》是将西洋的宣叙唱法与中国北方民歌相结合，把酒文化中蕴含的人对感性生命的顶礼膜拜表现得入木三分，一扫压抑在观众心头的郁闷与萎靡。这三首歌曲完美地展现了民俗化的风格特征，既熟悉又新颖，旋律简单，歌词琅琅上口，歌曲宣泄出人们生命意识中热烈而不易表露的个性。音乐所宣扬的大情大爱与红红火火深深地吸引着观众，成功地实现了艺术家与受众的情感共鸣。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女声合唱的“无词歌”是赵季平的作品中最具创新思维，彰显其思想性、艺术性的章节。此段音乐以京剧为素材，由30位女声汇集而成的合唱，表现了在封建桎楛束缚下女性被摧残蹂躏的悲惨遭遇。这段音乐以女性命运作为主题，旋律优美而怆然，刻画出妻妾们阴霾的生活状态。这是对青春凋谢的祭祀，对黑暗吞噬的无奈，暗示着大院里潜藏的不祥征召，映射出令人窒息的生活境况。全段没有实词，只有“啊”这个虚词被反复吟唱，从人性化角度活化了传统京剧“流水”中胡琴的陈述，借助力度、速度的变化，给一个本无实质内涵的戏曲间奏注入灵魂，以哲理性的寓意揭示出这是一群谙哑失语的幽灵，不能对自己的遭遇真正发表什么，只得像樊笼中的鸟儿一样在囹圄里扑腾。作曲家独具匠心，借合唱体裁与纯女声的倾诉给“初夜”的罪恶做了注脚，并且剥夺了歌声里的文学语素，将活生生的“灵魂”放置于如血色般惨淡的灯盏光晕下，只能发出咒语般的哀鸣，似一群不瞑的行尸在梦魇中游走聚集。

　　2、运用民族乐器的声音特性

　　赵季平对于民族乐器可谓是情有独钟。从《黄土地》的安塞腰鼓到《红高粱》的唢呐，再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锣鼓……他的作品均以民族传统乐器为主奏乐器，在深刻领悟各种乐器独特的音色之后，总能以特有的艺术表现方式，将音乐与电影完美结合，真正成为揭示影片灵魂的点睛之笔。

　　《红高粱》的音乐激情四溢，与画面交相辉映，形成强烈的视听震撼，既生动又浓烈。影片亮点之一就是乐器独特的音色与画面氛围协调一致。为了突出影片的民族化风格，作曲家摒弃了表现力极为丰富的管弦乐队演奏，改用民族传统乐器唢呐。以大建鼓衬托数十把唢呐高亢地“呐喊”，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和穿透力，精炼凝重。唢呐是一种古老的吹管乐器，音色高亢明亮、清澈亮丽，穿透性强，表现力极为丰富，高音区能够充分释放热烈欢腾的情感，适于演奏雄壮有力、气势磅礴、热烈活泼的音乐。作曲家正是利用唢呐的这一声音特性与电影《红高粱》热烈奔放、大爱大恨的主题思想融合一处。

　　赵季平对电影音乐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元素，音乐在与另一个重要的元素——画面寻求审美对位的同时，它或能概括影片的主题思想、揭示影片的内涵价值，构筑影片的总体基调，或者推动剧情的发展，渲染画面的气氛，丰富画面的信息，促进画面与主题的运动……总之，音乐应是揭示电影灵魂的重要手段。”[4]他巧妙地运用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烘托气氛，突出主题思想，与构思、画面相得益彰。《红高粱》撼人心魄的唢呐，《菊豆》空灵悲切的埙，《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娓娓诉说的南音尺八，《霸王别姬》哭诉人物命运的京胡，《活着》悠哉游哉的板胡，《炮打双灯》揭示影片主旨的大笛……这些都成为电影画龙点睛的绝妙之笔，成为影片的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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