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严格来讲，对这三部小说的故事背景具体指涉哪一些国家或地区尚有可商榷之处，但不能不承认，它们确实具有地域上的代表性或者说共性。我们分析故事的可能发生地，并不是要将这些多灾多难的地区打入另册并贴上政治的或是文化的标签，需要谨记的是，作者“强调的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共同点，而不是文化或人为的政治分歧”。在世界愈来愈趋多极化的今天，多种文化、多种体制、多种宗教、多种信仰之间不应该分出三六九等而互相排斥。所谓世界大同，即各种文化、信仰、体制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平共处。很显然，作者有意淡化了小说中“文化或人为的”印记。他不是社会或政治评论家，无意在宗教、体制等文化或政治问题上绕圈子，他不过力图客观地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表达他们共同的心声，那就是远离战争，远离痛苦。在他看来，无论何种政治势力、何种文化背景、何种宗教信仰，都应该以人道作为存在的根基，尤其不能牺牲儿童所必须享有的生命权与受教育权。

　　英语的“年轻人(young people)”是一个颇为宽泛的概念，从幼童到成年男女均可算在其列。从其作品来看，作者所谓的“年轻人”，作为主人公是12至15岁正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少年儿童，而作为读者则是一个扩大化了的群体，这个群体是未来世界的主宰。同是“年轻人”，可塑性极强，教育对其期望尤其高、作用尤其明显，这样一来，书里书外、小说主人公和读者，双方对教育的需求、对和平的渴望和理解就有了沟通的双向桥梁，虚构和现实也在自由转换，两者的主题无形中相互契合了。小玛丽们需要教育，他们渴望正常的学校教育，但教育对他们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生命尚且无可保障，何谈学校和教育?因此对小玛丽们来说，和平是教育的前提。读者也需要教育，但对他们进行关于“和平”的教育，需要现实的、也许是带血的教材，这样的教材能让他们警醒、让他们思考并振作起来，为创造和平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努力。因此对读者来说，教育成了和平的基础。总而言之，和平与教育像鸡与蛋，是互为因果、同生共长的辩证关系。作者是深切认识到了这一点的，他的作品宣称：联合国的存在部分地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切实“保护孩子们”。

　　三 梦断童年

　　13岁的非洲少女玛丽(《乱世小玛丽》)和15岁少年艾伯拉罕(《艾伯拉罕和阿曼——梦想与灰烬》)、托马斯及邓(《非洲少年历险记——天堂的破灭》)原本都过着快乐的生活，他们与家人相亲相爱，他们有喜爱的学校和老师，有亲密无间的伙伴，他们也和天下所有同龄人一样，心地善良纯洁，天性好动活泼，他们喜欢插科打诨并搞一些小小的、无伤大雅的恶作剧，他们的少年时光似乎是一样的无忧无虑，如同蓝天上自由翱翔的小鸟、草原上轻灵跃动的羚羊、星空下婉转鸣唱的夜莺。然而故事情节的发展却急转直下——蓝天上的鸟儿被无情的枪手折了翅，温顺的羚羊成了狮子的腹中之物，夜莺也停止了快乐的歌唱。玛丽的父亲死于反政府军枪口下，她也被反政府军掳走，险些成为其头目的“老婆”。在反政府军营地，玛丽“如同从鸟巢里掉落下来的雏鸟”，又如同羔羊待宰，她这头美丽机灵的“羚羊”，已经落入“狮子”的魔爪。多亏有“10岁，或许11岁”就做了反政府军头目“老婆”的伊莎贝尔冒险相助，还有好朋友、14岁的约瑟夫以生命为代价协助，玛丽才最终逃离了魔窟。然而那魔窟里与玛丽同龄的反政府军人的“妻子”、“女朋友”、“女人”以及她们为这些军人所生的年幼的孩子，又有谁能拯救呢?这些尚未发育完全的年幼母亲和她们年幼的孩子一样，只能依靠她们的叛军“丈夫”、“父亲”苟且度日，并日渐成为其忠心耿耿的追随者。新政府军到来之后，战火烧到了首都，继而蔓延到了艾伯拉罕乡下的家。“一支外国军队加入了战争，进而打败了由另一支外国部队支撑的政府”。在这场外国政治势力的争夺战中，艾伯拉罕家族近二十口人，上至年迈的老祖母，下至三、四岁的幼童，除了艾伯拉罕及其堂弟马福斯死里逃生外，其余亲人不是惨死就是失踪。良田化为焦土，白骨替代了庄稼，生命尊严被严重践踏，所有关于人生的梦想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托马斯和邓本是两个互不相识的非洲少年，共同的遭遇和命运使他们成为了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他们与自己的同学、同伴、兄弟分别被反政府军以强迫和欺骗手段强征当上了儿童兵。在反政府军营中，儿童兵遭受种种惨绝人寰的非人待遇，他们充当的是马前卒、没有价值的炮灰，而只要稍有不从甚至片刻犹豫，即有血腥的大砍刀凌空劈下……利用一次两军混战的机会，托马斯和邓机智地逃离了这一人间地狱。托马斯回到了亲人温暖的怀抱，然而邓历尽艰险之后不仅没能找到失散的亲人，反而又一次落入了魔掌。依照反政府军对待逃兵的处罚“规则”，邓，这个聪明、安静、无辜的非洲少年，终将走上不归之路。而幸运的托马斯，只要滥用儿童兵这个毒瘤一天不拔除，谁又能担保他不会再次沦为牺牲品呢?比较而言，三部小说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武装冲突对少年儿童的影响，虽各有侧重，但开头所铺垫的父慈母爱、手足情深、真挚友爱，似乎就是特意为其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使人性的美好与暴力的丑陋、和平的珍贵与战争的罪恶形成强烈对照，在读者内心掀起同情和愤慨的狂涛巨浪，唤起他们珍视和平、回归人道的强烈意识。

　　四 人道教育，当务之急

　　战争、儿童兵、12岁的母亲、暴力与反人道教化的畸形儿等等问题，都是对人道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挑战和践踏。因为民族争端、种族仇恨而导致的战争与屠杀无疑是人类肌体上反复溃烂、久治不愈的脓疮。外国干涉势力的武装介入更在原有伤口上又插入一刀，使严峻的局势雪上加霜，使民族分化、地区冲突愈演愈烈。而长期的战争与冲突则是儿童兵、少女妈妈等一系列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些问题在三部小说里均有真实披露。但在作者看来，战争的最残酷之处恐怕不只在于死亡与恐惧、贫穷和疾病，更在于战争机器将仇恨的种子深深埋进了少年儿童的心里。这种子一旦发芽就会疯长，直至长成挂满毒果的参天大树，其根、叶蔓延到哪里，哪里就会像基因复制似的种下了仇恨，这才是人类的终极灾难。

　　《艾伯拉罕和阿曼——梦想与灰烬》里14岁的马福斯——艾伯拉罕的堂弟，虽然幸运地没成为儿童兵，但他距此也仅是一步之遥。“新政府”军一进驻，他的少年的好奇、无知便被充分利用了。“新政府”军人给他洗脑，宣扬他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向他显示“有枪的威力”;他们别有用心地教他“杀死”天上的云彩，以此作为将他培养为杀手的启蒙教育;他们告诉他：“他们是羊，我们是狼。也许很快有一天，……你也会是一只狼。”马福斯全盘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为他们辩护，最终引火烧身，出卖了家人，迫使家人背井离乡，走上了死亡之旅。《非洲少年历险记——天堂的破灭》中的托马斯和邓分别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被掳，被逼充当了反政府军中的童子军。杀人是儿童蜕变为士兵的必修课，他们在上战场之前，子弹、砍刀对准的是自己的小伙伴，拒绝杀人的会被杀，他们只能在杀人与被杀之间选择，别无他途。他们每天浸淫在血淋淋的杀戮之中，经受着炼狱般的精神和肉体煎熬，有些儿童在此教化下会变成嗜血的狂魔，其中甚至不乏女流之辈。9岁当上童子军、16岁成为反政府军中唯一女军官的阿格尼丝就是赫赫有名的“巾帼英雄”，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老练和冷酷。虽然在阿格尼丝身上偶尔会闪现一丝人性的光芒，如她三岁的儿子叫阿马尼，“这个名字是斯瓦希里语中和平的意思”;她对邓表现出与对其他童子军不同的待遇：她单独见他，认真听他说话，“咯吱他的肋骨”，听他讲狮子和羚羊的故事时“哈哈地笑个不停”;她为使少女艾米莉免遭侮辱而枪杀了她，随后又为其命运掬一把同情和自怜的眼泪，等等。然而要在军队这个男人的世界里生存下去，逃脱充当性奴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比男人坚强勇敢，要比男人冷酷无情。阿格尼丝不过是在女童子军的两种命运——“作为一个被大家所接受的战士”和“被当作一个被使用的奴隶”之间选择了前者。与阿格尼丝不同的是，绝大部分女童沦为军队中的奴隶，她们在军中从事苦役，充当军人的性奴隶，因此又成为艾滋病的传播者和牺牲品。她们12岁左右就可能当上母亲。而她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军队的种种暴行，心理极易扭曲，往往自动自觉成为反政府军“事业”的接班人。《乱世小玛丽》中就描写了反政府军营里儿童兵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反政府军掳来一批7到15岁的孩子，强迫他们当兵，不服从的即刻杀死，杀手就是一个6岁的男孩。11岁男童西亚尔德经常用枪指着他称为“妈妈”的伊莎贝尔，不时叫嚣“我西亚尔德想瞄准哪就瞄准哪”，“西亚尔德杀了很多很多男童士兵”，“呯呯呯呯呯”，“去死吧!”7岁时，叛军逼着西亚尔德用大刀杀死了自己的双亲，然后把他带到军中，“现在他心里没有亲人，只有敢死队。”军队中的儿童兵被以可卡因、酒精、杀人偶像“陶冶”灵魂，在这些东西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会“不停地杀人，一直到把每个人都杀死，他们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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