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无论“游心”、“俯仰”还是“应感”、“流行”，皆为不定向、不定时、不定位、不定关系的体验与思维。“游心”、“应感”、“流行”无所依点、无所角度，可以是“四方六合”之任意时空中化行的，犹如陆机《文赋》中所说的“精骛八级，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又如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的“神思”：“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俯仰”虽似乎有上下之间所限，但实际上却代表了中国将万物笼于“天地俯仰”之中的圆融思维，即如王羲之名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实为一种包容天地万物的“圆视角”。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展开之下，主体的人作为天地一分子自然身处天地万物之中与物偕游，而非外在的剥离，故在中国古典诗中，几乎没有旁然于外或单另突出的“我”之主体，代词极少，时间、方位副词也少用，正如宋代学者喜欢说的“鸢飞鱼跃，活泼泼地”。可见，中国古典诗的这样一种传释特点，实在并非一种“表达的策略”，而是生命中携带的传统文化无形中规约下的一种“自动化”，或者说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原型”本能的牵引和驱使。

　　[1]见叶维廉《中国诗学》增订版封底评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叶威廉：《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中国诗学》增订版，第14页。以下凡引自此文不再加注。

　　[3]指叶维廉以近人周策纵“字字回文诗”为例比较汉语与英译的差异，汉语周策纵诗不管从哪一个字开始哪一个方向读去都能成句成诗，而英文要么只能逐字诠释无法连成句，要连成句就要增加许多僵硬的定性、定位、定关系的词，如定冠词、前置词、连接词、主词决定动词的变化，单复数决定词尾的变化、时态动词的限定等等。汉语不会把行动限定在特定的时空里，且词性多元灵活，如“白”既可作形容词也可作动词，英文就要分成“are white” 和“whiten”;又如“晴岸白沙乱”的“乱”字亦同，既合“状态”又含“活动”二义，但回文到“岸白沙乱绕”、“白沙乱绕舟”时便成为副词。《中国诗学》第15-16页。

　　[4] 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5] 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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