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外华人学者叶维廉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贡献和影响巨大。但对其提出的中国古典诗歌传释“策略”说笔者颇存疑义，本文认为，中国古典诗所呈现出的写作特点根本上并非出于“策略”，相反，倒恰恰是“集体无意识”和“自动化”的结果。而其根源则在中国文化“气化”思维的整体宇宙观范式，这是一个隐含在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与批评言说中的无意识思维逻辑。

　　关键词：“气化”思维 文学传释方式 “策略”

　　对于中国诗学的研究，20世纪与西方的遭遇可谓带来了一个碰撞、互参的机缘。尽管在这个历史巨变的世纪里中国诗学受到西学的严重冲击、遮蔽，但最终，西方强势话语并没能撼动其根脉或彻底取而代之，反倒使它的特点、魅力更加彰显。20世纪末期大陆比较诗学的勃兴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比较诗学研究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美国加州大学华人学者叶维廉的研究最为突出，作为从小浸淫于中华文化母体而后交合于西方文化场域的诗人学者，无论其所做的汉诗与英译的众多案例比较，还是理论上的种种思索，都闪现出卓然的学术智慧和思想火花。诚如乐黛云所说：“他的创作冲动、对文字的敏感、作为一个诗人所特有的内在的灵视，决定了他无可取代的学术研究特色。他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中西比较诗学的贡献至今无人企及。”[1]然而，即如叶威廉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其论说中也不免存在含混或自相抵牾之处。例如在《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一文中，在精辟的案例分析和提出需要哲学探求的同时，却又以“策略”一语指说中国古典诗的传意活动，他说自己探讨和比较的“目的是要使传统传意、表达的策略更彻底地呈现”，“设法重建作者由体认到传意的策略，好让读者得以作较全面的意绪的感印。” [2]或许叶先生只是用了一个很现代的概念，抑或出乎某种考虑，但对于这一颇显主观意志的“策略”说笔者实难苟同，因为事实上，中国古典诗所呈现出的写作特点根本上并非出于“策略”，相反，倒恰恰是“集体无意识”和“自动化”的结果。而构成这种“集体无意识”和“自动化”的则是中国文化“气化”思维的整体宇宙观范式，这是一个隐含在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与批评言说中的无意识的思维逻辑。故这里特别提出与叶先生商榷，并拟接着叶威廉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未能深入展开的哲学美学探究作进一步的延伸分析。

　　让我们首先从中国诗的文本现象和叶氏所列举的典型的传释案例来看：

　　松风 英文译作：winds in the pines(松中之风)

　　或：winds through the pines(穿过松树的风)

　　云山 英文译作：clouded mountains(云盖的山)

　　或：clouds like mountains(像云的山)

　　或：mountains in the clouds(在云中的山)

　　叶氏认为，前一句英文翻译把“松风”所提供的“置身其间”、物象并发(既见松亦感风)的全部环境缩改为单线的说明，后一句翻译将“云”与“山”空间关系模棱的多种形态作了单一的限定。

　　类似的表述例子又如：

　　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 (杜甫)

　　楼雪融城湿，宫云去殿低 (杜甫)

　　楼云笼树小，湖白落船明 (杜甫)

　　风林纤月落 (杜甫)

　　涧户寂无人 (王维)

　　溪午不闻钟(李白)

　　上述下划线的词语都是由两个单音词、两种景物或景象构成的，如果照前面的“松风”、“云山”那样作定位定关系的解释，就会一应陷入僵硬的机械指义，而非原句效果。叶氏遂又拈出“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如果解读成“落花里有一个人独立着，微雨里有成双的燕子在飞”或简化为“有人独立在落花里，有燕子双飞在微雨中”，认为好像损失了很多东西。为什么呢?正是在以上的比较分析中，叶氏揭示了中国诗“戏剧/演出”的本质特征，他指出：“在文言的句法里，景物自现，在我们眼前演出，清澈、玲珑、活跃、简洁，合乎真实世界里我们可以进出的空间。白话式的解读里(英译亦多如此)，戏剧演出没有了，景物的自主独立性和客观性受到侵扰，因为多了个突出的解说者在那里指点、说明‘落花’里‘有’人……。”

　　叶氏对中国文学传释方式的这种研究，无疑将中国诗的独特性状及传释中的问题澄明地敞开于我们面前，最值得注意有这样几点：(1)他以个人特有的中英文写作亲验和世界语系视野提出了中国诗在翻译和现代阐释中的曲解问题。早在台湾大学他读外文系时就已发现，几乎所有欧美翻译的中国古典诗都歪曲了其本原的美学向度，“那时已经知道通过中国诗翻译问题的讨论，可以触及中西美学间主要的差距”。尤其在他个人既写汉诗又写英文诗的写作互映中发现，印欧语系翻译中国诗时，往往把文言句硬硬套入它们定词性、定物位、定动向、属于分析性的指义元素的表意方式里，而把原是超脱这些元素的灵活语法所提供的未经思侵、未经抽象逻辑概念化前的原真世界大大地歪曲了。(2)通过对中国诗特殊传达方式及形态的分析提出了“戏剧∕演出”说见解。不同于大陆很多学者流于一般感悟性的品评，叶威廉以其西学涵养采用语法学实证分析，分别从中西语言方式、观物感悟形态、表意方式及视觉通觉接受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不定位、不定关系、非分析性指义的特点，从而证明了中国古典诗歌“戏剧∕演出”式的结构形态，可以说达到了对中国文本现象的一种“本质直观”(胡塞尔现象学语)。(3)在上述讨论之后提出了哲学美学深度追问的问题。本来叶先生打算从哲学美学上作一番深究的，他写道：“以上所拈出的差异[3]，是一看便知的。我们之不厌其烦地赘述，是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文言可以超脱英文那类定词性、定物位、定动向、属于分析性的指义元素而成句，而英文就不可以?这种灵活语法下的传意方式与我们解读、诠释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如果有，其哲学美学依据是什么?”然而遗憾的是，在其试图打开中国诗学“哲学基础的探讨”时却未能尽然，“策略”说云云更是带来歧义。但无疑叶先生的研究给我们带来新的观察点和思考点，那么，这里要接着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古典诗歌“戏剧/演出”的表达结构方式到底由何而来?如果是“策略”，就只是一个技术技巧问题而非哲学问题，而如果有哲学美学依据，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中国古典诗歌的这样一种形态气质，追究表象之下，其实根柢里来自中国传统的哲学意识、宇宙观与思维方式的机理制约。也就是说，它并非一种刻意的、心机的表达策略使然，倒几乎是一种毫无察觉的、无意识的、“自动化”下的观照世界和表达体验的结果。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物物、物人有机整体联系的元气论哲学，所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所以，孔子曰“天不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庄子曰“通天下一气耳。”也就是说，由于中国文化根源上的“气”论哲学美学的审美观照方式，决定和影响了中国传统诗歌造句与表达结构的运思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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