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遇优厚，有的致仕，品秩升一级，俸禄增加或保持捧禄。东晋纪瞻致仕前为领军将军，散骑常侍，临湘县候，致仕时诏曰：“其以为骠骑将军，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旧典。”[17]西晋王祥及其弟王览致仕，待遇极其优厚，王祥退休，晋武帝赐几杖不朝，大事皆咨之，赐安车驯马，钱百万绢五百匹”;其弟王览因病退休，司马炎下诏，“以太中大夫归老，赐钱二十万，床帐荐儒，遣殿中医疗疾给药。后转光禄大夫，门施行马。”[18]

　　2、委亲之官

　　《礼记·王制》云:父母“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到一定年龄要侍养时，不管儿子官居何等高位，都要主动弃官，回乡孝养父母，否则，构成“委亲之官”罪，就要受到惩罚。在西晋时，“委亲之官”罪己被刑律列为惩罚对象。贾充宴会朝臣，庚纯与贾充发生争执，贾充指责庚纯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御史中丞孔恂劾纯，遂免纯官[19]。

　　3、留养

　　所谓“留养”是指，若罪犯当死，祖父母父母还在，家中无他人侍养，则可赦其死罪，犯流罪者留而不遣也。存留养亲是孝道观念渗入法律实践的直接体现，同时也表明孝道原则高于法律原则。三国之前无留养之例，最早的“留养”制度记载是《太平御览》卷四十六“刑法部·弃市”条引《晋书》曰“咸和二年，句容令孔恢罪弃市。”诏曰:“恢自陷刑网，罪当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有一子，以为侧可特原之”即免其死罪，以留其赡养其父老。后人据此认为晋代开“存留养亲”制度之先河。

　　四、纳孝于法 以法彰孝

　　两晋是中国封建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儒生参与法律，纳礼入律，“准五服以制罪”，使得法律极具礼法色彩。西晋初年，贾充、郑冲、杜预等十四人负责编修律令。《魏书·刑罚志》曰:“晋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诏车骑贾充，集诸儒学……”可见，修律人也是选限于“儒学”之士。陈寅格先生说:“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家大族创建晋室，统治中国，其所制定刑律尤为儒家化。”[20]儒生修律是我国立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们通过更礼为法，纳礼入律，使得法律的伦理化色彩大为加强，而“孝”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在法律上的影响自然也就凸显出来。

　　1、纳孝于法

　　在《晋律》中第一次将五服制罪即“服制”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晋书》卷三十《刑法志》载，曹魏新律规定:“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殴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按:汉律就与此不同，其云：“杀继母不与亲母同。”显然，这一时期较前代督励“孝梯”更为严苛，表现在法律上，即执法范围有所扩大。)晋律也规定：“子孙敬养有亏或父母告子不孝，欲杀之皆许。”;“诈取父母宁，依殴置法弃市。”此外，晋律律文还“重奸伯叔母之令”，有不孝弃市之条。

　　2、以法彰孝

　　晋代不仅将孝的内容纳入法律，而且以法律为手段，严厉打击法律的不孝行为。《晋书·宣五王传》载：“(武陵王)澹妻郭氏，贾后内妹也。初恃势无礼于澹母。齐王冏辅政，澹母诸葛太妃表澹不孝，由是澹与妻子徙辽东。”这是由于妻无礼而母告子不孝，因而子、妇迁徙。

　　陈仲弓为太丘长,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主簿请付狱考众奸,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世说新语·政事》)

　　晋时一个叫李忽的女子发现父亲要叛国投敌，因而杀了父亲，官府认为李忽“无人子之道”，处以死刑。

　　东晋元帝时，太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不到一个月娶妻，东閤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内嫁女，均被丞相司直刘隗奏劾。东晋废帝太和中，平北将军郄愔也举报功曹魏在期亲丧内娶拜时妇。

　　晋元帝时，庐江太守梁龛居妻丧，明日即可服满除服，今日请了丞相长史周凯等三十余人饮宴歌歌舞，也为刘隗所奏劾，结果梁龛被免官削侯爵，周凯等人被夺俸一月。

　　《晋书·殷仲堪传》记，荆州桂阳人黄钦的父亲已死多年，黄诈服斩衰服，说要引父丧。府曹开始按《晋律》：“诈取父母卒，依殴詈法，弃市”即诈被父母死，照殴打辱骂父母的罪名，处以死刑。

　　以孝治天下是古圣先贤的经验，《吕氏春秋·孝行》：“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两晋以孝为本，以孝治国，对于整个国家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此,余嘉锡先生有中肯的评价：“自中原云扰，五马南浮，虽王纲解纽，风教陵夷，而孝悌之行，独为朝野所重。自晋至梁，撰孝子传者，《隋志》八家，九十六卷;两《唐志》又益三家，十九卷。其他传记所载，犹复累牍连篇。伦常赖以维系，道德由之不亡。故虽江左偏安，五朝递嬗，犹能支柱二百七十余年，不为胡羯所吞噬。”[21]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符合全民族的愿望，而孝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石，我们要借鉴发扬传统孝道文化自然美好的正面影响，加强以弘扬孝道文化为主流的和谐文化建设。从两晋对孝道教化的实施途径，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一是一种道德观念的提倡和形成，必须运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采取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方面的措施;二是道德观念必须依靠社会舆论、榜样感化和思想教育等手段，使人们养成内心的信念来加以维持;三是道德观念要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去，成为人们行为的自觉，必须与人们的切身利益互相结合，要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目标和实际利益使人产生一种向往和追求，才能收到实效。

　　参考文献：

　　[①] :房玄龄(唐)等撰《晋书》卷3《武帝纪》[M] 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页

　　[②]《晋书》卷3《武帝纪》第52页

　　[③]《晋书》卷83《车胤传》第2177页

　　[④] 阎步克《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⑤]《晋书》卷88《孝友传》第1379页

　　[⑥]《晋书》卷88《孝友传》第1379页

　　[⑦] 陈寿《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玄传》，其曰:“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洛于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

　　[⑧]《晋书》卷3《武帝纪》第50页

　　[⑨]《晋书》卷82《陈寿传》第2137页

　　[⑩]《晋书》卷48《阎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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