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孝治天下是古圣先贤的经验。晋代为了实施孝道教化，天子率先垂范，并以孝驭官、以孝化民、引孝入律，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分析其实施途径，对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晋代 孝道 教化

　　《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通过统治者对孝道的大力推行，“孝”成为了支撑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支柱，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孝”的观念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积淀成民族的文化心理，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晋代公开标榜“以孝治天下”，运用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手段，使以孝为核心的封建伦常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其孝道的实施，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天，我们分析两晋孝道的实施，对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天子行孝 率先垂范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即执政者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样才能上行下效，达到社会的和谐 。晋朝既然公开标榜“以孝治天下”，其帝王自然深知率先行孝、垂范天下的重要。

　　(一)完善丧制 践行孝道

　　1、开创天子心丧三年之制。传统孝道不仅重视对生者的关爱和照顾,也十分讲究对死者的哀痛与悲戚。孟子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因此，对守丧制度的尊崇就成为孝行的主要表现。咸熙二年(265年)八月，文帝崩，“国内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汉、魏之典，既葬除丧。”但除丧之后，他并未改服吉服，而是“深衣素冠，降席撤膳”，服心丧三年，“后居太后之丧亦如之”[①]。这种做法遭到朝中重臣的一致反对，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顗、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等在奏章中说：“大晋绍承汉魏，有革有因，期于足以兴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规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汉魏降丧之典，以济时务，而躬蹈大孝，情过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虽武丁行之于殷世，曾闵履之于布衣，未足以逾。方今荆蛮未夷，庶政未乂，万机事殷，动劳神虑，岂遑全遂圣旨，以从至情。臣等以为陛下宜割情以康时济俗，辄敕御府易服，内省改坐，太官复膳，诸所施行，皆如旧制。”希望武帝能遵从旧制，但均遭武帝反驳。最终，“帝遂以此礼终三年。”汉魏以来素无此制，这种服丧规格是相当高的，所以它就成为天子行孝的典范。从此以后，心丧逐渐发展成为守丧制度的一部分。

　　2、鼓励文武将士为父母守丧三年。两汉时期，官僚士大夫尚未受到守丧制度的约束。赵翼《廿二史剳记》指出：两汉“无服丧定例”，官吏为父母守丧，“行不行听人自便”(卷三两汉丧服无定制条)。及魏武临终，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当临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其将兵屯戍者，不得离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殡，是月丁卯葬，是为不逾月也。至三国吴时，严格禁止大臣擅自奔丧，违者处以死刑。《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吴大帝(孙权)嘉禾六年(237年)下诏：三年之丧是天下之达制，太平盛世是应该如此的，但天下有事，则应“杀礼以从宜”，遇父母丧不能回家守丧，只能穿着腰绖处理公务，这叫“以义断恩”。与两汉不同，晋朝公开鼓励文官甚至武将、士兵为父母守三年丧。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丙寅，武帝即位，九日后的乙亥即下诏书，内容主要有三点：对王凌、邓艾“大赦其家，还使立后”;“除魏氏宗室禁锢”;“诸将吏遭三年丧者，遣宁终丧，百姓复其摇役。”三年(268年)三月又令：“二千石得终三年丧-----冬十月，听士卒遭父母丧者非在疆场皆得奔赴。”[②]为父母守丧三年，正是人们孝行的具体表现。

　　(二)宣讲《孝经》 传播孝道

　　晋朝为了达到以孝道治国的目的，有的帝王亲讲《孝经》，有的皇太子讲《孝经》。早在汉昭帝、宣帝时，《孝经》就已成为皇宫年幼皇帝、太子、王孙们及皇后宫妃学习孝道的教材，此后历代皆然。而对皇太子的要求比较高，不仅要能背诵，而且要通晓其意，以《孝经》理论律己处世。史书中对帝王、太子讲《孝经》多有记载：

　　晋武帝于宁康三年亲讲《孝经》;东晋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安执经，(车)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③]。

　　晋武帝太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晋惠帝元康元年，帝命皇太子讲《孝经》。晋恭帝元年，刘超受命给恭帝讲授《孝经》。

　　(三)以孝为谥 彰显孝道

　　两晋统治者在为自己的各种行动赋以孝的意义的同时，还为自己的祖辈———前代帝王定立谥号，加上“孝”字。尊司马衷为孝惠皇帝、司马炽为孝怀皇帝、司马业为孝愍皇帝、司马曜为孝武皇帝，以示对孝的尊崇。实际上,追悼死者的根本用意是为了昭示生者。通过对祖宗的孝敬,换取天下人对其统治的承认、支持和服从。

　　二、以孝品才 以孝驭官

　　治民先治吏，是历代王朝共同的政治经验，但帝王如何管理驾驭庞大的官僚系统，这是令历代帝王头痛的大问题。两晋采取了以孝驭官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以孝选官

　　察举孝廉

　　魏晋时期，尽管九品中正制已成选官的主导，但承自汉代的秀才孝廉察举制度依然存在。魏黄初二年定制郡国口满十万岁察孝廉一人，西晋未见变动。晋太康中口约1616万，则年举孝廉约160人左右。又太康中19州，年举秀才约19人，加上“八公”所举，年约20余人。合计秀孝年举约180人左右。[④]其数量不可谓小，史书中也有不少记载。

　　李密，父早亡母何氏醮，密时年数岁，感恋弥至，蒸蒸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刘氏，躬自抚养，密奉事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先后察孝廉，举秀才。“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于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私情区区不敢弃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而报养刘之日短也。”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⑤]

　　许孜，二亲没，柴毁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县之东山，躬自负土，不受乡人之助。每一悲号，鸟兽翔集。元康中，郡察孝廉。邑人号其居为孝顺里。[⑥]

　　《世说新语·德行》载：王平北听说“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便“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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