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正选官

　　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家大族创建晋室，统治中国。再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势力的过分发展，直接导致了清议的内容多集中于儒家的家庭伦常方面，而“孝”作为家族间的基本道德，更是成为当时清议的核心内容。所以，“孝行”的优劣受到时人特别的关注。

　　早在司马懿执政时，夏侯玄在论及中正选拔人才的标准时就说:“夫官材用人，国之柄也。故栓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序也。”他主张中正在“品度官才”时，要以儒家纲常为标准，推举“孝行著于家门”者。在他看来，人才的标准有三，即“孝行、仁恕、义断”，[⑦]而“孝行”更是居于三者之首

　　晋武帝在咸熙二年(265年)颁行的《诸郡中正六条举淹滞令》对官员的德行就有明确规定：“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泰始四年(268年)六月，诏曰：“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⑧]

　　(二)因孝罢官降品

　　两晋时期由于对“孝”的提倡与重视，若孝行有缺陷，不管职位和其他品德才能如何，都会遭到清议，影响仕途。

　　《世说新语·任诞篇·竹林七贤论》记载，魏晋之际，阮咸居母丧遭清议“沈沦闾巷”阮简居父丧遭清议“废顿几三十年”。

　　西晋陈寿于父丧中有疾，使脾女制丸药，“客往视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后又因葬母于洛阳，没有归丧于蜀，“竟被贬议”。正是由于在“孝道”上的缺憾，使得陈寿先后两次遭到清议，以致终身坎坷。[⑨]

　　“阎纉字伯，博览墳典，父卒，继母不慈，纉恭事弥谨，而母疾之愈甚;乃诬纉盗父时金宝，送于有司，遂被清议十余年，纉在无怨色，孝谨不怠，母后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复品为太傅，杨骏舍人。”[⑩]

　　《世说新语·尤毁篇》记载了温娇另一遭清议事，“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娇绝据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另据《晋书》卷六十七《温娇传》称:“(娇)后举秀才，灼然二品。”由于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并不设一品，二品即是高门大族所能获得的最高品第了。既然这样，后来温娇为什么“乡品犹不过”呢?据唐长儒先生解释说:温娇违母命“绝据南行之后，中正认为他的行为有违“孝义”，故曾对他实行降品。

　　《晋书》卷七十《卞壶传》载，东晋元帝时，壶为御史中丛，“时淮南小中正王式继母前夫终，更适式父。式父终，丧服讫，议还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继子，奉养至终，遂合葬于前夫。式自云:‘父临终，母求去，父许诺。’于是式制出母齐衰脊。”卞壶上奏曰:“‘……式为国士，闺门之内犯礼违义，开辟未有，于父则无追亡之善，于母则无孝敬之道，存则去留自由，亡则合葬路人，可谓生事不以礼，死葬不以礼者也。”，王式遂交付乡邑清议，废弃终身。

　　三、以孝施教 以孝化民

　　“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11],以孝道化民，此举于家国天下的和谐稳定均有相当积极的作用。晋代一方面通过孝道教育、孝道故事、表彰孝悌，将德行固执于“孝”德;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尚老，引导社会舆论，教化民众。

　　(一)孝道教育

　　1、《孝经》教育

　　《孝经》是实施孝道的行为规范。在晋代，《孝经》是官学教育的教材，不仅皇室要学习《孝经》，地方官学、私学都非常重视《孝经》教育。

　　两晋门阀士族为维护其门第长盛不衰，重视家族的孝梯妇德文化教育。如琅娜王氏，王氏门户兴盛的开端是曹魏时期出仕的王祥，王祥以孝著称，也是王氏家风的奠墓者。死前以遗令训诸子:“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12]儒家的孝梯信德成为王氏家族信奉的圣经，不仅使王氏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始终保持士族第一高门，也使得王氏家族孝子辈出。

　　2、孝感故事。魏晋时出现大量至孝带来报应的故事。例如“(孟)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13] “(王祥)母常欲生鱼，时天寒水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14]。“(何琦)及丁母忧、居丧泣血，杖而后起。停框在殡，为邻火所逼，烟焰以交，家乏童使，计无从出，乃甸旬抚棺号哭。俄而风止火息，堂屋一间免烧，‘其精诚所感如此’”][15]。郭巨为母埋儿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通过孝道故事，使得作为个人、家庭伦理的“孝”德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报应宣扬孝道，加速了中国伦理政治化、宗教化的进程。

　　(二)表彰孝悌

　　晋代统治者为了实施孝道，大力奖励孝行。不仅将一批“孝子”举荐为国家官吏，甚至对一些为了“孝”而公然违犯国家法律和君王诏令进行宽赦。孟宗“丧母奔赴，已而自拘于武昌以听刑”。庞娥主动提出：“父仇已报，请受戮”。孟宗虽暂时得了处分，以后却位居司空。庞娥杀人后，“凉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刘班等并其表上，称其烈义，刊石立碑，显其门周。太常弘农张负贵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礼之。海内闻之者，莫不改容赞善，高大其义。‘故黄门待郎安定梁宽追述娥亲，为其作《传》。这足以说明令诏之薄弱及民心之所向。

　　晋废帝太和年间，吴兴人王谈的父亲被邻人窦度所杀。当时王谈年仅十五岁，待他长到十八岁就秘密买了插刃，假装耘耘。暗地守候在窦度的船经常出入的桥上，当窦度行于桥下不备之时，“以插斩之”。太守孔严“义其孝男，列上有之”。

　　王敦心腹沈充，兵败逃归吴兴，误入他的旧部下吴儒家。吴儒为封侯取赏，要杀沈充以报功。沈充说:“封侯不足贪也。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族灭矣。”吴儒最终还是经不起封侯的诱惑，杀死了沈充。沈充的儿子沈劲因系叛党之子，依法当连坐受诛，然而乡人钱举把他藏匿起来，一直到遇赦获释。后来沈劲“竟灭吴氏”。由于在洛阳抵御慕容悟的进犯而捐躯，沈劲还获得了忠义之名。(《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三)尚老

　　1、老人待遇

　　孝道还体现在对老人的尊崇。西晋时，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优待老人的措施。如晋武帝泰始元年，赐天下爵，五级，鳃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16]。另外，在赋税方面，六十一至六十五为次丁，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六十六已上为老，不事;在老人退休待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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