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迁都前后所采取的政策

　　1932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只是一时无奈之举，在此之前，未曾有过迁都的预计和想法。之所以会选择洛阳，是在权衡国内形势之后做出的选择。当时的大城市，要么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如北平、武汉;要么地处偏远，如西安;再要么就是的形势不安定，如重庆。而洛阳位于中部，有“九州腹地”之称，交通便携，而且暂时不会受到日军的威胁。于是迁都的理想之地便是这里了。但是由于仓促迁移，无任何准备工作，给迁都造成诸多不利。就拿住房问题来说，各机关大都驻扎在学校、庙宇等公共场所。如国民党中央党部驻西工原吴佩孚巡阅使署，军事委员会驻第四师范学校，考试院驻西关周公庙。[30] (p5)这不仅对洛阳民众生活有较大影响，即使是国民政府的官员们也是怨声载道。“那些自称革命的新贵们，来到洛阳，一看即垂头丧气了，没有洋楼，没有地板，没有新式马桶，更没有大餐可吃，所以很多的人都表示不满意了。”[31] (p35)

　　更为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并未针对迁都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蒋介石本人没有前往洛阳，他此时一直在江苏浦镇。而国民政府在宁沪分别设立办事处，驻沪办事处由孙科、孔祥熙、宋子文等负责，驻宁办事处则归何应钦、罗文干等统筹。在洛阳仅有林森，而国民政府的公报、政令及公文仍在南京办理。因此，“南京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政治中心仍在南京” [32] (p6)，洛阳行都只不过是个空架子。

　　国民政府也对“行都”做了一定的建设，但是是在还都南京前的最后一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才提出的。其决议如下：一、筹建洛阳电厂;二、设立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三、设立中原社会教育馆;四、修建伊、洛河大桥[33]这些都促进了对中原地区的开发，但是，待到那些工程发挥作用之时，国民政府也不待在这里了。

　　这次会议同时确立了以洛阳为行都，以西安为陪都的议案。可以说，国民政府正在为选择陪都作积极准备。在围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将国防中心逐渐由西北移向西南地区，力图把西南建设成为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从而达到支持抗战之目的。

　　1933年红军进据通南巴各县后，蒋介石以刘湘为“剿匪总司令”，由于川中派系斗争复杂，对作战计划阳奉阴违，刘的队伍被红军击溃。刘湘迫不得已，邀请蒋系中央势力入川。其实蒋介石早在1928年就想统一四川。于是，1935年1月，由贺国光担任主任的参谋团进驻重庆，2月10日，四川省政府成立，7月6日省府由重庆迁往成都。“1935年9月1日，刘湘名正言顺在成都宣誓就任省主席。至此，祸害全川近20年之久，各路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宣告结束，四川全省行政得到统一。”[34] (p20)但刘湘毫无实权，他名为四川省主席，“可是每一件事都需得请示行营，不请示做不通。”[35] (p179)刘湘这个“地头蛇”给镇住了。

　　随后，国民政府对西南展开了各项建设：(1)公路建设，修建了川湘，川陕及通向印度、缅甸的公路;(2)大办工业，将与国防有关的工业统统收归其下;(3)大力编军，取消防区制，举办军官训练团;(4)整顿财政，控制财权，统一货币。国民政府逐渐控制了川渝的财政、军事、行政大权。蒋介石自己也曾说：“入川剿共之前，是觉得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但在民国二十四年进了四川，这才找到了我们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36] (p169)这些举措极大的促进了重庆的发展，为迁都及迁都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9年5月，重庆成为行政院的直辖市。“从此，直到抗战胜利，重庆市直接隶属于中央，成为全国唯一的直辖市。”[37] (p21) 1940年九月又宣布重庆为陪都，并成立“陪都建设设计委员会”，并“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陪都建设事项，就扩充陪都公用事业，建筑行政院及外交部办公房舍，改进陪都公共卫生、陪都土地整理，增加供电、供水和改善交通等具体项目进行了规划和论证，有的被付诸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重庆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38] 同时，随着战事扩大，一大批企业和学校也随即西迁。截至1940年底，民营工厂内迁639家，……内迁至四川的有250家，占55.8﹪[39] (p68)如大鑫钢铁厂，大中华橡胶厂等。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西迁，东部和中部的一大批高校也相继西迁，大概有70所高校迁往云贵川三省，四川占了46所。这些企业和学校的内迁，保障了物资和人才的供应，促进了西南的开发，保证了抗战后方的稳固地位。

　　政治上开始了国民政府“持久战”战略，实现了把四川作为长期抗战根据地的战略构想，破坏了日本速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四川除有40余万川军将士效命疆场外，为国民党军队输送壮丁2578810名，约占全国实征壮丁数的五分之一。[40] (p246)蒋介石自己也说:“虽然前方军事或有局部的失利，只要国府在，必与之抵抗到底” [41] (p656)。重庆也成为中国抗战的总后方，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结语：

　　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更是去考察他的本质及意义。南京国民政府的两次迁都从表面上看是类似的，即都是在遇到战争时的举措，但两次迁都背后的国际环境，日本的侵华政策，中国的抗战准备都不同。我们或许能从中明白，不同的本质所表现出的现象是不同的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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