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将此事变诉诸国联。国际上也是对其进行谴责，为了转移众人的注意力，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并在南京进行挑衅。信夫清三郎在《日本外交史》中对一二八事变是这样评述的：“上海事变是为了把各国注意力从满洲转移到上海，以完成对满洲的侵略而发动的一种策略。由于事变的爆发，世界的关心转向各国权益交错的上海，关东军乘此时机一步步推进了满洲建国的计划。”[12] (p571)因此，1932年5月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随后不久 ，伪“满洲国”也在东北宣布成立。“其(日本，作者加注)国策重心仍是在中国东北 ，这样 ，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的目标已基本实现 ，因而无意继续扩大战争 ，同意停战。” [13] 所以说，在这一时期日本并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打算，进攻上海只是在做样子。而国民政府也在同年还都南京。

　　接着，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的准备。1936年2月26日，日本军部中的皇道派发动了“二二六”兵变，统制派趁机对其进行镇压，统制派占到了上风。“镇压皇道派不仅巩固了统制派在军部的统治地位，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军部在内阁中的地位。”[14] (p53-54)作为日本首相的广田弘毅完全听命于军部，军部成了国家机器的核心，它标志着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正式建立。8月7日，广田内阁召开了五相会议，将苏联和英美为敌纳入国策。

　　再加上经济危机的逐渐平复，日本渐渐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走了出来。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外实行 “倾销政策”。“ 以棉纺织品为例，英日两国在世界市场的贸易额中总计占80% 。1932年以前，英国一直领先居于霸主地位，日本棉布出口额在1927年只有英国的33%。1932 年 8月，日本开始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1935 年竟为英国的140%。”[15] (p53-54)日本政府在国外购置大量的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所需的战略物资，也促使了日本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快速发展。

　　这使得日本具备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实力。1937年7月7日，日本正式发动了对华的全面侵略战争，并很快占领上海，威胁南京。东边大城市很多已沦陷，他们没地方去了，重庆是唯一合适于抗战的后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迁都到了重庆。而日本一直到战败投降，都没有改变对中国的野心。迫于这种形势，国民政府被逼得走投无路，只有抗战到底。

　　三.中国国内形势和抗战决心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第一次向国民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提出了对日的四不外交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话，不定约)。1932年1月正是蒋介石这一政策逐渐形成的时期。[16] (p63-65) “一·二八”事变后仅二天，国民政府便仓促发布迁都洛阳的宣言。南京政府错误的认为日军进军上海只是“第一目的”，其战略目标“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真因为战略判断完全错误才导致了中枢的惊慌失措。[17]在讨论迁都问题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蒋介石曾这样说过：“洛阳好，洛阳北有黄河，南有伊阙，东西有伊水、洛水，东有黑石关，西有张毛硖石的险要。”[18] (p60)意在其有险可守。其实，一旦战争爆发，在日军的飞机大炮之下，他所说的险要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难道他就不知道这一个道理吗?因此只能说明一点，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当时对日本并没有抗战的准备，那就更谈不上决心了。迁都只不过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本质反映。[19]

　　对于上海的战事，蒋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只是迫于全国各界压力，蒋介石在通电中说：“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可再忍?”“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20] (p61)并派张治中的新五军支援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同时又极力对日求和，反对再对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进行支援，令何应钦通令各部队：“各军将领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于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21] 。汪精卫甚至妄称对日“交涉”要定一“限度”，在“限度”以内要力求与日本讲和。[22] 1932年3月1日，日军全线总攻，中国军队处于绝境，而军政部又不支援，当夜中国军队撤退，日军占领淞沪。5月5日，中日在英美调停下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在这时迁都只是为了逃避战争，待到他们洞悉了日本的真相后就立即还都了。

　　紧接着，1932年3月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进犯热河和长城南线。但是，蒋介石依旧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此时正在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4年竟抛出《敌乎?友乎?》的文章，他认为中日二国有“共存共亡”的极其密切的关系，并于1935年5月17日交换大使，宣布禁止排日[23] (p70)。这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顶峰。但随后，1935年6月《何梅协定》的签订，“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随之发生动摇。12月，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抗日救亡呼声一片，不得不说，蒋也开始改变了以往的政策。蒋介石在《民国二十五年所感》中写道：“今年中心工作是为剿匪，可说已达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而对剿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 [24] (p74)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逐渐失去了意义。1936年12月，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抗战的机制形成了。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芦沟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并叫嚣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呼吁人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25] (p2)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派遣代表团到庐山与国民党谈判。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他指出：“万一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26] (p587)国民政府在在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上尽管作战勇猛，但还是未能取胜。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据南京仅一步之遥，情况十分危急。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令》，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27] (p1)随即，各大部门开始了西迁。这次迁都是彻底的。宣言发布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十分积极的响应，据不完全统计，共有包括海内外的十几个省市、团体、个人发表拥护电文，四川铜梁县民众还积极筹划了欢迎大会。[28] (p2-9)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抗战初期，国民党组织了四次大的会战，打破了日军速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将抗日战争拖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尽管在1938年日本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之后，国民党的抗战决心有所动摇，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政策。但是，蒋介石政府却从未投降日本，没有停止过抗战。即使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国民政府还派军进入缅甸作战，显示了中国人民坚决的抗战决心，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美军的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国民政府的抗战是值得肯定的。而蒋介石一直认为四川是抗战的理想后方，他在1935年就曾说过：“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一个根据地”。 [29] 所以在1937年底迁都重庆后，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一直是国民党抗战的总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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