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官僚制根植于封建社会，自身所具有的层级严明的权力体系、合乎理法的人员选拔制度、组织人格的非人性化等特征在一定时期为君王巩固政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仍有继续它的现实可能性，然而，它最大弊端在于导致封建王朝的频繁更替，此外禁锢思想，抹杀人性，僵化行政体制等弊端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本文在重点分析其弊端的基础上，透过现代化的视角，从实现公职和企业待遇间的同轨、完善法制建设、重塑组织文化、划分职权界限等方面对封建官僚制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关键字】封建官僚制;权力体系;非人格化;禁锢思想

　　引言：

　　古代对于“官僚制”的定义没有明确的界定，在汉语中“官僚制”通常是以贬义词的形式出现，其常常被视为低效、腐败的政府管理制度，正因为如此，现在很多人用“科层组织”来代替“官僚制”。现代的官僚制是由德国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他将官僚制定义为一种效率最高的组织形式，是一种理性的组织形式，官僚制强调组织形态的合理与组织管理的法制化，依靠职能和职位对权力进行科学的分工，并以人格化规则作为管理的基础，其主要的价值导向是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1]官僚制雏形产生的根源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应对战争和对财富的过度热衷追求，各国都采取了扩大行政的分工和进行变法改革。[2]此后，在历朝中尤其是秦汉时期封建官僚制作为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得以沿袭传承。

　　一、封建官僚制的特征

　　(一)高度集权与层级分明

　　古代的官僚制和君主专制实质上是相互统一的，官僚制的层级的划分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的需要，皇帝运用一套完整的体制，即“正名位、明职分、立太子、建后宫、兴礼乐”，牢牢将权力控制。皇帝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层层掌控，官员之间层级分明，最终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正如孟子所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完全反映出官僚制中的集权现象。

　　(二)带有专制性质的决策形式

　　古代没有程序化的决策系统，现在的头脑风暴决策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与古代君主议事有类似之处，最明显的区别莫过于在决策的过程中不能做到广发言论，性质上带有政治上的打压。古代的决策是一种“说服”的决策，这种“说服”对象除了自己的对手以外还包括帝王，早朝时帝王将官员集中起来就某个问题广寻意见，群臣通过激烈争论，并非争论获胜方的出现就能代表决策的结束，如果帝王力排众议，决策就会进入再议的循环，只有帝王通过自己的立场做出最后的决定才算结束。

　　(三)相对严谨的分工与协同

　　自秦汉时期，中央政府机构体制为三公九卿的布局，后世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内阁都是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调整。“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为最高的行政长官，太尉为最高的军事长官，御史大夫为最高的监察长官。汉“九卿”包括太常、光禄勋、卫尉、大鸿胪、宗正、太仆、大司农和少府，部门之间各司其职，相互监督。除了机构之间的分工严明之外，各机构之间也存在着协同的关系，后世所言的“三堂会审”即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共同处理重大案件就是很好的例证。

　　(四)偏向于非人格化的管理模式

　　朝野之中，对于国家事务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由君王及相关利益群体的情绪、爱好、能力等方面所决定，管理过程中掺杂的个人因素比较多。而对于地方而言，由于古代通信技术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主要依靠驿站，驿站在古代是一个相对高效的信息媒介，但是由于时间的延误，可能会导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滞后与失真，信息的准确度较难保证，导致很多令行禁止都由地方大员拍板决定，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五)官员选拔多元化

　　古代的官员选举趋于多元化，有的注重家世门第，有的注重德才礼仪，有的注重查审考绩。从秦汉以来，除了裙带关系的外戚封官及宦官制度外，正规的官员选拔制度主要有公开选贤制、军功授勋、察举召辟制、九品中正制以及科举制。在举贤时，要“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举才择人不分亲疏，惟贤能是举。[3]在选拔官员的制度中，尤其是起源于隋唐，延续至晚清的科举制，多达一千余年之久，其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刻。

　　二、封建官僚制存在的现实可能性及弊端

　　在封建社会，封建官僚制的设置是在皇帝的控制和干预之下，官僚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维护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统治。[4]依靠层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上尊下卑、下级完全从属于上级的官本位体系。皇帝维系着“家天下”的核心统治兼以君臣各司其职的细作分工而支持着国家机器的运转。 封建官僚制存在的现实可能性 1.维系皇权的需要

　　“朕为始皇，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传统的官僚制最初的本愿是为了维系皇权的需要，是帝王所推崇的父死子承“家天下”的统治的需要，帝王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众务，欲物而知之，曰亦不给矣”，以帝王一家之力难以支撑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必然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官僚制也就孕育而生，这是官僚制能够在古代存在的最本质的原因。

　　2.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传统的治国文化思想都是宣扬皇权至上，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推行“天赋人权”思想，将帝王权力神圣化，同时将君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划分，“君者，亲也。民者，子也。吏者，其乳保也。亲不能自育其子，育之者乳保也;君不能自治其民，治之者，官吏也。”通过文化的熏陶也就能从正统思想上固禁住群臣，给官僚制的延续提供了可能。

　　3.社会经济结构的约束

　　古代的经济结构主要以农业为主，是一种自给自足、劳动集约型的粗放劳作方式，农民除了耕田劳作，几乎没有其他的劳作方式，而农业的农闲又是与时节是相对应的。鉴于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要维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将一些人从农业中释放出来，官僚制的诞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4.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价值观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官僚制存在的意义，一为个人的内在价值观，元代高明在《琵琶记》中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以“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精神，来激励读书人追求做大官、发大财，古代文人的个人内在价值观集中表现为榜上有名、登门及第;其次，个人的外在价值观，主要是对于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士，秉着出世救国的抱负而为官;最后，还有家族的价值观，有道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帝王有“家天下”的思想，臣子也是，都希望通过仕途来光大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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