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女闾”的开放文化法制意义

　　欧洲有组织的卖淫制，是始于法学成制与后期的，源自雅典大法律家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还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在管仲之前，燕太子丹等为养勇士或游士，亦有集结美女以慰英雄、才子的行为。相比于前两者创设国家妓院以减少淫乱为标的的理顺伦理和提供养士条件，管仲之“女闾”设置意义远胜于此。

　　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管子对人事的管理模式即今看来是颇具企业模式的，任何的改革对人才的笼络都成为革新方案长久的关键所在，由此以人性化的立法保障其员工更是将管仲推及名相地位。管子时代世卿制鼎盛，正如与改革者如影随形的保守势力一样，公卿贵胄侵占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管仲对齐国政治的改革使公卿贵族感到危机。为了国家的政体稳健，大力举荐人才，世卿人材的局限性将游谈之士推及统治人事和学术巅峰，管仲对游士的掌控基于最为人性的优待，游士本性往往权奇倜荡不拘绳墨，“非妇人醇酒不足以羁縻他们”，因此“女闾”起到了“民化以为俗，宾客相过，有妇侍宿”[16]的效果。

　　在“女闾”中娱乐客体并不仅女性本身，声色犬马之一应俱全彰显了临淄城的奢华，也在彼时期有限的文化传播资源之下对文化与人们的精神世界起着积极作用。游士的知识结构涵盖了当时工、农、法、商等各个方面，游士集结，为稷下学宫和百家争鸣盛世的出现提供了条件，音乐的鼎盛是很好的例证，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17]在群雄逐鹿的春秋时代，音乐等礼制的管制已经逐渐松散，从侧面也促进了音乐的民众化和发展。“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18]释“《韶》，舜乐名”者，或曰“《韶》，继也。”[19]注云：“韶，绍也，言舜之道德继绍于尧也。”或曰：“舜之时，民乐绍尧业。”[20]所谓“《萧韶》九成，凤皇来仪。”[21]音乐在书本中繁盛的记载佐证了一个时期文化生活在相对单元化情形下的势气，而正是开化之气营造了盛世的社会生活气氛，“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错，杯盘狼藉。”[22]

　　总结

　　管仲开放的法治思想成为了“王霸之争”中最务实的也是最领先于那个时代的主体，其经济法的思想改革使“改革开放”有源可循，与此同时，管仲的法制思想也将法律与道德的终极追问展示出来。管仲的法制形式，因历史的局限性致其不能以法典化的模式流传下来，而是以政令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管子牧民”通说上被认定为齐国的宪法。基于此，最能体现管仲开放法治思想的是其经济方面的法令，而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其“临淄三百闾”的设置。

　　“临淄三百闾”以其独特的形式，见证了桓管治理下的政治经济与上层文化所受的开放主义法制思想的影响。伴随奴隶制的逐步羸弱，生产方式决定了封建主地位日盛。在此社会转型时期，管子学派提出了大胆而超越时代限制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引领了文化科技的盛世。而这种超越时代的政策法令是管仲开放主义法治思想的结晶。

　　管仲对“人”本身和人的价值的关注，对改革的态度和其理性精神及今仍有现实意义，借鉴价值。而其诸多政令的细节，更是值得我们从思想根源上反思，在历史的推进过程中，上层建筑社会关系中一些基于人性本源所存在的制度，不应当因为生产力突出的发展而被更迭。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

　　[2]《晏子春秋》第六卷内篇，杂下第六;

　　[3]《战国策.齐策一》;

　　[4]《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地名志》，淄博市临淄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1989年5月;

　　[5]《管子.轻重乙》;

　　[6]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7]《韩非子.外储.右上》;

　　[8]《东周策》;

　　[9]《韩非子.外储.右上》;

　　[10]《管子.权修篇》;

　　[11]《韩非子.外储》;

　　[12]《管子.轻重乙》;

　　[13]阚骃：《十三州志》;

　　[14]褚学稼:《坚瓠集续集》;

　　[15]《魏书.龟兹传》;

　　[16]班固：《汉书.地理志》;

　　[17]《论语》;

　　[18]《论语.述而第七》;

　　[19]《乐记》;

　　[20]《春秋元命包》;

　　[21]《书.益稷》;

　　[22]《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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