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安置奴隶和稳定社会关系的立法目的

　　由上可知，“女闾”的组成主体是奴隶。桓公称霸时期，南征北讨，战争繁衍了男女比例失调的同时自然衍生俘虏女奴为战利品的模式。同时邦国中的奴隶组成还有重要的一部分是管仲通过刑法限制而获取的， “女子三嫁，入于舂谷。”[11]女舂，有别于当下因其汉语言粘着语系的特点而难以平等区分男罪犯与女罪犯而不加详分的语言特点，实际上是定义了一种罪犯女奴隶。明朝徐树丕，“女闾七百，齐桓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需，皆寡妇也。”由之，管仲对女闾主体的征用是尊重国家机制的选择的，介于彼时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换尚未完成，奴隶组成的多元性成为了司法中执行结果的必然。娼妓作为一定社会秩序的衍生品，其消亡对社会资源和社会上层建筑完备的要求是既今尚无法完成的，因此，管仲对娼妓的设立是“不回避”的开放姿态，《汉书.地理志》中描述：“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 “游媚富贵”以及“目挑心招，不择老少奔富厚也”的行为，即为近代的 “游娼”与“私娼”的性质。而在《汉书》之前，“楚樊姬遣人之梁郑之间，求美人进之于王。越攻吴，诸侯畏其威，鲁往进女监门之女婴，其姊与焉。兄往视之，道畏而死”。(《韩诗外传》)娼妓存在的合理性被管仲演绎成为“女闾”，对社会制度衍生的不安定人群采取多元的处置惩罚方式，将惩处方式与社会建设结合，在奴隶体制的背景下管仲实现了开放的刑罚个别化之朴素理念，而这种朴素理念是建立在对“犯罪人”而非“犯罪行为”的以统治目的实现为标的。

　　2.援助军事的行政目的

　　“女闾”不仅考据为世界娼妓史的起源，也应当是“官妓”模板之伊始。相比于雅典梭伦设官妓律法的时间即公元前594 年，管仲的“女闾”制先于其至少五十年，源于其派生的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在满足上层阶级欲望为主的同时，也为以军妓以援战争提供了条件。同时通过后期对管子法制体系继承，可以窥斑知豹，《越绝书》中有对勾践兴国备战过程的描述：“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后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又有《商君书。垦令篇》中记录：“令军市无有女子，……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一目了然，“游军市”应当是“行军臣妾”的模板，上文对“农民”权利的设置即将“女闾”资源配置给平民，一种惠民政策的改革，而相应的，慰劳军旅自然也为“行军臣妾”之固有职能。

　　(二). “女闾”的开放经济法制意义

　　在管仲诸多的立法当中，最为影响深远的是经济方面的立法和其超出农耕文明的经济理念，“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从某种意义上讲管仲相齐的精华所在正是对齐经济的治理。《管子》中所载，其经济法案详细而涵盖范围极为广阔，不仅仅优胜与彼时代各诸侯国，也令当代的系列国策和经济战略黯然失色。

　　管仲缔造了一个将“游子胜商”之“麒麟黄金”作为国家经营资本的金融模式，实现了对商贾大力度的吸引，摆脱了常规的降低与取消关税“市厘而不税，关讥而不征”的限制，开始从人性化需求的本源与长期发展的国家战略角度出发营造其经济强国。此外，管仲在经营当世经济的同时，将开放化发展与重商强国的概念植入齐人逻辑之中。并且在一个以物质商品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环境中，大胆的开创了尚未被定义过的金融经济领域。是真正“改革开放”的先驱。类似于现今经济的因地制宜。在区域发展的战略中，管仲以优先发展工商经为基本国策，建构了一个崭新的滨海工商经济发展模式，将齐国以外的广大地区纳入本国经济发展体系之中，把齐国的鱼盐特产销往其他诸侯国，丝织品作为齐国的“拳头”产品畅销天下，以致出现了“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赖齐国的局面”。开放思想法制体系凸显于此，其色彩最为浓烈的是临淄三百闾对经济的刺激。

　　1.吸引各国客商

　　“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12]法律启蒙期的邦国法制体系中，将立法以文案形式转达是不现实的，因此，法律的存世载体往往是史书和巨著。同时，介于彼时期的政治结构对“相”概念的定义和富于的权利，其告令形式的法案事实上协助了一个邦国的立法。而由管仲的“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诠释了经济法中招商引资法的实质，同时辅佐福佑了“女闾”对经济的动能。管仲相齐，是从经济着手以求霸业的，对临淄三百闾的设立，是对营建繁华临淄，和以邦国为界占领其余诸侯国的市场的重要之举。春秋战国时期，繁华都城一直伴随政治势力的角逐而轮流登场的，临淄从桓管之前的凋敝中迅速崛起，必然期待一些非常手段的，而这正是临淄三百闾所扮演的角色。管仲以极为开放的思想对关于社会问题的法制进行归类。性交易行为自权利意识萌生起就开始对社会环境发挥作用，而性交易行为在奴隶社会演化为集体性质，而此结果在同时代往往被动的接受，同时，女性所处于的战利品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而管仲对女犯和女奴等社会底层不安定因素的处理，是服务于社会和邦国建设的，不得不说是极具有特点的法制理念。

　　对于商贾而言，市场建设最有意义的环节是优化交易的政策和交易的环境，从政策上，管仲减免食宿费用，并设定行商越积极，减免越优惠的规则，其效果已经是毋庸置疑;就交易环境而言，其建设集中体现于临淄三百闾的设立，由于彼时期地理环境复杂和交通工具的原始，导致商贾长期出门在外，于是，管仲设“女闾”给予其全方位的关怀。对于色情事业的包容在非一夫一妻制法令下，管仲对个体性权利的保护，其思维可以是极其朴素的，甚至是源自对原始欲望的尊崇，但是毕竟是给予了人性本身足够的关注力。这种理念体现于管子的法制思维中。

　　2.增加财政收入

　　“葱岭以东，人好淫僻，故龟兹于阗置女市以收钱。”[13]“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14]管仲“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15]管子设“女市”“女阁”，通过在夜市“收钱”“以充国用”，是将临淄三百闾置身于齐国霸业中的重要一步。

　　在春秋时期，多年的征战和自然卫生条件的限制，男女比例失衡，《论语》记管氏有三归，《集解》：“三归，三姓女。”清朝俞理初曰：“管子则三夫人者皆为妻。”《列女传》说：“卫君孔弟立谓夫人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则有三庖，古者大夫家余子受田悬殊，立一妻则多一室家礼节之费。”以卿大夫一妻二妾之制推演，管子家有“三宫之费”。故《论语》上说“焉得俭”，言其费用三倍于人。管仲对此的态度与通过三百闾集资的行为相辅相成。首先，管仲晰明了原婚姻制的“礼节之费”是市场内的流通，管仲对婚姻关系的自由放任，迎合了媵制逐步衰弱的社会现实，而节省下来的“礼节之费”便可以凭别的方式流向市场，而结合其余相应经济行为，就达到了活跃市场和实现高流转率的目的。其次，管仲通过三百闾的集资完成了是民间资本向官方资本的转换，是税收和刑罚之外的有力集资手段。综合而言，管仲积极刺激民间资本的活力与增长，而同时使官方征集民间资本减少了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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