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去作战，∕有些人相信，∕为了祖国，至少是……∕有些人急急忙忙拿起武器，∕有些人是为了去冒险，∕有些人要证明自己并不怯懦，∕有些人怕受到惩罚，∕有些人自以为嗜杀成性，∕以后才明白过来……∕有些人在恐惧中，也真的学会了嗜杀;∕有些人死了，“为了祖国”，∕既不“甜蜜”，也不“光荣”……∕双眼深陷，走在人间地狱中∕对老人的谎言深信不疑，后来不信了∕回到家乡，家乡也是一片谎话，∕到处是种种欺诈，∕有老的谎言，也有新的鬼话;∕重利盘剥年深日久，代代相传∕高官厚禄都为大骗子所霸占。

　　由上，可以看出诗人的写作内容是批判国家要求士兵去作战，写出民众为了参战的目的，最终明白过来原来是被祖国“利用”了，战后幸存的参战士兵回到原来的故乡看见的也都是谎言，诗人在此从人性的角度去批判人民参加战争其实是一场“骗局”，被祖国的那些“光荣”、“甜蜜”的口号所欺骗。

　　反观中国诗人创作的诗歌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在战火纷扰的年代以及祖国受到战乱侵扰的时代，我国的诗人的情绪是积极高涨的。

　　诗人卞之琳的《诗二首》中的《给前方的战士》：在你放射出一颗子弹以前，∕你知道的，用不着回过头来，∕老人们在看着你枪上的准星，∕孩子们在看着你枪上的准星，∕妇女们在看着你枪上的准星。∕每一颗子弹都不会白走一遭，∕后方男男女女都信任你。∕趁一颗子弹要上路的时候，请代替痴心的老老少少，∕多捏一下那滑亮的小东西。

　　由上，读者能够从中感受到诗人的写作与上文的桑德堡大相径庭，诗人赞颂战争，以“老人们”、“妇女们”以及“孩子们”作为前方战士的坚强后盾，鼓励他们，让前方的战士们放心去战斗。在此，诗人缺少桑德堡诗歌中所有的对“人”的关注，正如靳明全所说：“忽略对战争过程中‘这一个’人的情感描绘。”缺少对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层面的深度挖掘。并且在表现诗歌情感主题的时候中国诗人强调的是积极战斗，而美国诗人却表现出反战的情绪。

　　诗人石流同样也创作了关于抗战的诗歌，《中国在战斗着》节选：我们的城市在炮火中，毁灭!沦陷!∕我们的铁路被占夺;∕我们的海岸线被封锁，∕我们的长空炮响着敌机!∕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人民，∕被残杀!∕被侮辱!∕……∕爆炸着宏壮的吼声——半殖民地人的吼声!∕发挥着无比的斗争力量——团结的力量!∕……∕我们战斗——∕用战斗纪念伤亡的战士!∕用战斗纪念着流血的二十个月!∕用战斗迎接着胜利的新中国到来!

　　由上，可以看出诗歌的叙说角度是群体的描述，诗人通过“我们”、“人民”、“半殖民地人”，诗人塑造出一个个群体形象，为了更好地让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同时诗歌语言符合大众的胃口，更有利于号召民众加入到战斗当中。

　　三、民族异质书写根源所在

　　3、1周孔教化与清教思想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提到过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受到宗教的影响，自古受到周孔教化的影响，所以对于家、国的观念比西方人更加的强烈，即在面对战争的时候我们民族表现出来的是全体民众激情昂扬地投入到战争中去。 在《中国文学精神》一书中，作者提到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传统，也是士大夫们忧国忧民的积淀。笔者认为这也是因为自古受到周孔礼教的影响，体现在文人身上演变成了忧患意识的浓厚。从古代的屈原、辛弃疾开始我们便能够从他们的作品中窥探到一二，之后在近代的文学家身例如龚自珍、谭嗣同等均能感受到。在战争年代这些思想由于周孔礼教的影响演变成为爱国主义，我们能够从《赴战歌》、《百团大战进行曲》也能够从《中国在战斗着》等这些诗作中感受到文人们自古而来的文化传承。

　　因此，投射到诗歌的创作上自然是诗人们号召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保卫国家，是支持战争的情绪。

　　反观美国，由于清教文化在其建国之时便对它的文化产生影响，发展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兴起了一个新的宗教派别：宗教人文主义。”简单来说，即是确认人的能力和责任。在google上搜索关于人文主义的内容，你会看见“条目竟然有2万之多，由此足见宗教人文主义绝不是一个边缘的理论和派别，而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思想。”并且有美国学者M.奥尔兹(Mason Olds)“在《宗教人文主义》杂志1995年8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宗教人文主义》的文章，他认为，美国人文主义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美国作家或多或少的会受到宗教人文主义的影响，从而不难看出为什么上文笔者列举地诗歌中都透露着人本主义的色彩，从而诗人们均是持反战态度的，并且在书写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会与中国诗人不同，突出的会是“个人”。

　　3、2“文以载道”与“自我之歌”

　　中国由于自古受到周孔礼教的影响，文学一直有着“文以载道”的传统。从封建时期的士大夫文学开始就有所体现，“文”的功能是为了“载道”，所以在官方的记载中杜甫的地位要比李白的地位高。近现代中国的战争诗歌的作用是号召全民抗战的，为了领导者的政策作宣传所用的。因为文学的传承，所以中国的政治与文学始终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上文所提及的从士大夫的文学便开始，以及上文提及的“抗战文艺座谈会”。这些都导致了战争时期的诗人肩负着动员民众的使命，七月诗人阿垅发表的话语可以说明这点：“今天，我们需要整治内容，不是技巧!”臧克家也曾说过：“现在，我们向诗人要求的诗句，不是外形的漂亮，而是内在的‘力’!因为时代是在艰困中，我们需要大的力量!”这些作为对抗战时期诗歌的创作指导。从而使得中国的战争诗歌表现的是全民热血献身、举国抗敌的内容。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诗人在书写战争诗歌的时候才会进行群体的描写，并且营造出宏大的场面。这是因为战争使得当时的诗歌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动员民众的历史责任，诗人们处于民族意识、群体意识高度集中的时候，“自我”与“大我”高度统一的年代，诗人已不属于自己，而是抗战精神的传递者。艾漠“随历史的战斗行进”，“从单个人，走向人群”。诗歌呈现出这样的形式以及内容，正是由于中国自古的诗言志以及“文以载道”，因为群体描写和宏大的场面描写能够更好地使得民众感同身受，这样便有利于全民族一致对外，去感染更多的群众加入到抗敌的运动中去。

　　根据上文笔者所列举的诗作，能够看出美国诗人的诗歌都是自由言说，这是因为美国精神崇尚的是一种自由民主，反映在诗歌中从惠特曼的《草叶集》就开始了自我的言说，所以美国的战争诗歌不可能与中国一样“文以载道”、“诗言志”，有的只会是“自我之歌”。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