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国：

　　方国是指商代的四方诸侯之国和四邻之国。董氏在《甲骨学五十年》中指出：“方国本来不能算作标准，因为在殷代诸侯方国大都是世系的，名称也是始终一致的，我们不能说在某一王的时期有此国，以后或以前就没有了它，我当时列为标准，只是因为殷王室在一个时期和某一方国的交涉特别之多而已。”由此可见，方国作为断代标准价值实在不大。既然董氏自己已放弃该项标准，我们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它的断代价值，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仍坚持将其作为一项断代标准。

　　(六)人物：

　　所谓人物，即用某个时代所特有的，能代表其时代的，一提到他就能让人联想到他那个时代的人或物。董氏曾举史官、诸侯、小臣加以说明，并着重分析了武丁时代的人物。“史官”，即贞人，已如前述。“诸侯”，董氏举了武丁时的蒙侯虎(省称侯虎)、帝辛时的攸侯喜(省称侯喜)为例。

　　我们则考虑是不是还有其他现象或器物，如日食、月食等天文或地理现象，同出器物等代表那个时代的东西。董氏《殷历谱》就是根据历法研究商代历史的伟大尝试。

　　(七)事类：

　　事类即占卜内容的分类。陈梦家先生按事类将卜辞分为祭祀，天象，年成，征伐，王事，卜旬等。根据某期特有的事类也可作断代，如武丁时期的疾梦、生育等特殊记事刻辞,乙辛时期的征人方卜辞等。

　　只要能够从可靠的材料中审慎地归纳出各期特有的内容，然后再回到卜辞的实际中认真验证，事类的确是可以作为断代的辅助标准的。

　　(八)文法：

　　文法，即语法，指语言的结构形式，包括词的构成和变化、词组和句子的组织。具有一定的民族特点和相对的稳定性。董氏对此项的论述，分篇段和语句两部分。但其立题和行文不相应，篇段部分所谈并不属于文法的范畴,实质上是用词不同和修辞手法的不同。词句部分实际上只是在讨论“亡灾”一语中“灾”字前后不同的写法以及各期习惯用词(如驭厘、受禾、亡它等)的不同。如武丁时期的特殊用语“下上弗若”：

庚申卜，贞，王勿征贡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前编》5·23·2)

　　癸酉卜，争贞，王勿逆伐贡方，下上弗若，不，我囗囗，其受又。(《合》6201)

辛亥卜，贞，勿隹王往伐贡方。贞，勿王往伐贡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合》6220)

　　贞，勿隹王征贡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合》6314、6315)

辛未卜，贞，王勿逆伐贡方，下上弗若商，我其受又。七月。(《合》6204)

　　还有董氏谈到的武丁时期的兆侧刻辞“二告”、“有子”、“乍邑”、“登人”等，庚甲时期的“亡来艰”、“王曰贞”、“在正月”等，廪辛至文丁时期的“湄日”、“弗每”、“大吉”等，乙辛时期的“兹用”“兹御”“吉”等,可以作为断代的辅助标准。

　　语言诸要素中，文法是结构最稳定，变化最缓慢的。但卜辞前后期(1300-1028BC)的文例也是发展变化的：同一时期的卜辞尽管所卜事类多种多样，但其文例大致相同;不同时期的卜辞其文例有着不同的特点。一条完整的卜辞，通常包括7个部分：前词(或称“叙词”)、命辞、占辞、决辞、验辞、序数、兆辞。在第一、二、三期中叙词部分表述较完整，贞卜的时间和贞人名较全;到了第四期，贞人名大量省略;第五期一般是王亲自占卜，所以“王占曰：吉”之类的占词在第五期中大量存在。这种文例上的时代变异，使得我们现在见到的贞人名第一期多达七十余个，而第四期仅有一个。

　　由于董氏立题和行文不相应，以致许多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并试图用“辞例”甚至“词语”来代替“文法”，但笔者认为董氏“文法”的提法其外延确实包含了词法和句法，囊括了上述所有内容。所以我们基本支持“文法”的提法，但为折中起见，参考陈炜湛先生的意见，采用陈梦家先生及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术语“文例”以代替“文法”。

　　(九)字形：

　　字形，即甲骨文字的各种不同形体。某些甲骨文字在不同时期字形亦有差异。因此，异体字，或者不如叫异形字，不但存在于不同的朝代，甚至在同一个王的时期内，也有异形字，甚至很多。如武丁卜辞“贞”字异体就有10种之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 十)书体：

　　书体即字体，包括字形的构造和书法、风格等。董氏认为“我们确定了贞人即是史官，史官们又曾在骨臼刻辞上自己签过名字，更由此可知卜辞中书名的贞人，也就是一个卜辞的书契者”。即贞人、史官、书者三位一体。事实上，贞卜者与契刻者不一定是同一个人。但其所说各期特点很有用处，如：

　　早期：雄浑有力，多作大字;

　　中期：柔弱纤细;

　　晚期：严整匀称，多作小字。

　　对于研究过古文字的书法且临摹过大量甲骨卜辞的，尤其是目验过实物或拓本、照片的人来说，此项标准非常便捷，尤其是对残片进行分期和断代时，其他标准均无能为力，用书体却可确认无误。

　　但笔者认为，字形和书体的区别实在不大，而且它们固然受时代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但与个人也有一定关系：东晋偏安，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也不见得萎靡不够雄壮，此例举不胜举。相反，我们认为，晚期“严整匀称，多作小字”可能与甲骨卜辞此时更趋成熟，异体字减少，书写日渐规范化，书者更熟练，更能运用自如有关。由上述概念可知，书体完全可以囊括字形，分为两项实为苛细，不如采用较大的概念，合并为“书体”一项。

　　此外，加拿大籍台湾学者许进雄《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一书又以钻凿形态为断代的辅助标准，认为根据甲骨上的钻凿形态(方式、长度、排列、灼痕等)的差异可判断甲骨所属的年代，并运用此项标准进行研究、断代，参加学术讨论。既然没有证据证明钻凿形态不能作为断代标准，而且辅助标准不起主要作用，并且是和其他标准共同作用才有效，因此，我们不妨将其列为间接标准，还以世系、称谓、贞人作为直接标准。

　　三、结论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