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对大名景观的描述，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北宋时期，黄河频繁的决溢，是影响大名府地区人民生产与生活的最重要的自然因素，治河成为大名地方官要务，黄河也在大名诗歌中屡屡被提及，晁补之《过金堤刘景文》“逶迤陇断出平堤，前见黄河如带直” [5](p12841)王安中《渡黄河》“河伯应窥豹管斑，放船秋水不生澜。洋洋得济非无命，题满新诗赵魏间”。 [5](p16007)

　　大名的有许多与治河有关的景观，如惬山在大名县北一十五里，汉成帝时河决，王延世于此运土以塞河，颇惬人心故名。金堤在元城县北十九里，金堤，古堰也，亦是王延世所筑。庆历八年，黄河在商胡埽决口，水流折向北纵贯大名府境，韩琦许多诗歌作于治河途中，如《元城埽行河》《行河道中》[5](p4087)《视河惬山》[5](p4090)《上巳视惬山新堤》[5](p4091)。

　　诗人笔下关注更多的是桀骜不驯的黄河给民生带来的疾苦，如梅尧臣《送柳秘丞大名知录瑾》[5](p3322)“地息戎马牧，民苦黄河流。浑浑发西极，奋奋入九州。自古患决溢，于今为疮疣”。元丰四年，黄河在澶州临河县决口，北流入永济渠，大名府南乐、馆陶、宗城、魏县等在两河间受灾严重，县城被迫迁址。贺铸诗中描写了洪水过后的一片凄凉景象：“滞水生苔没马蹄，涨沙隐约见金堤”、(《再渉南罗渡辛酉八月赋》[5](p12590))“黄流漫涣浸城根，烟火依微日欲昏”、(《金堤客舍望南乐城》[5](p12590))“带沙畎畆几经淤，半死黄桑绕故墟”、“莫问居人溺与逃，破篱攲屋宿渔舠”。(《过澶魏被水民居》[5](p12590))守官疲于应付，叫苦不迭。

　　与自然景观相比，人文景观更具有地域文化意义。

　　大名寄赠诗往往含有景观指向，即诗中有对行人所到之地景观的描写，而且应是最具地域特征的景观，因此这类诗可看作是对地域文化的体认与表现。这种体认可以是从典籍及前人诗文中习得，也可以是本人亲历认知的。

　　“邺”“铜台”或“铜雀台”常用来指代大名。如文彦博《将赴大名奉寄西都留守王宣徽》[5](p3519)“骤易铜台守，脂车冒藴隆”，王拱辰《耆英会》[5](p4839-4840)“公今复主鳯门钥，仆亦再抚铜台圻”。吕颐浩《承乏河北东路不得为天平之游偶成小诗呈沈和中殿撰胡少汲龙图》[5](p15389)“梦想天平紫府开，却嗟匏系在铜台。”

　　邺城在曹魏及两晋北朝一直作为本地区政治文化中心，所以隋唐五代时魏州治所贵乡多被人称作邺都，除了地缘关系，还在于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同构。邺下风流是是任职官员的追慕对象，“西园清夜景，公干不同游。缅想建安盛，西园飞盖游。初筵会才雅，今夕继风流”。(文彦博《金宿樓望月呈仲通司封》[5](p3520))他们频频登临遗址，抒发怀古幽思。

　　诗人对这些景观的吟咏常含有对历史的追记。如咸平六年，温仲舒以刑部尚书知大名府军，杨亿作《大名温尚书之任》[5](p1386)

　　窣云楼堞古铜台，幕府池塘菡萏开。毕万山河千里迥，亚夫钟鼓九天来。

　　属鞬前队射雕手，载笔初筵倚马才。命将文昌非细事，星光昨夜动昭回。

　　幕府又称“莲花府”，源自南朝齐安陆侯萧缅，他称赞王俭幕府之盛“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渌水，依芙蓉，何其丽也”。 [8](卷49) 城楼高耸入云，雄壮险绝，府中荷花绽放，旖旎芬芳，作为军事战略要地的大名蒙上一层轻柔美丽的色彩。三家分晋，晋国大夫“毕万”的后人建立魏国。西汉景帝时，吴楚赵等七王叛乱，大将周亚夫受命平乱于此。幕中既有勇猛善战的“射雕手”，又有草檄诗文的“倚马才”可见人才之盛。

　　前人修造亭台楼阁经后人不断吟咏，其文化蕴含日趋丰厚。如许公亭为吕夷简所建，后任韩琦、文彦博都有诗篇吟咏。韩琦更乐于修造，任上建了众多楼台亭堂，作诗刻石。

　　其次是对名物的记载

　　压沙寺梨 大名府压沙寺以梨花之盛著称，是幕府官吏宴饮游赏的场所。压沙寺梨更是以味美驰名。大名地处黄河冲积扇上，土质适于梨树生长，当地人们经过复杂的嫁接技术，培育出这一品种。宋人张邦基记载：“北京压沙寺梨谓之御园，其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木与枣木相近，以鹅梨条接于棠梨木上，始生枝条。又于枣木大枝上凿一窍，度接活梨条于其中，不一二年即生合乃斫去之上枝，又断棠梨下干根脉，即梨条已接于本矣，结实所以甘而美者，”[9](卷3)此梨尤为宋人称道，辽人亦视为果中珍品。宋人庞元英道：“余奉使北辽，至松子岭，旧例互置酒行，三时方穷腊。坐上有北京压沙梨，冰冻不可食，接伴使耶律筠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结已而去，梨已融释。自尔凡所携柑橘之类，皆用此法味即如故也”。[10](卷1)

　　韩琦有《压沙寺梨》[5](p4080)

　　压沙千亩敌侯封，珍果诚非众品同。自得嘉名过冰蜜，谁知精别有雌雄。

　　常滋沆瀣充肌脆，不假燕脂上颊红。四海举皆推美味，任从潘赋纪张公。

　　“冰蜜”指咸阳水梨，与太原凤棲梨、压沙寺梨，皆是梨中珍品，文彦博作诗较其优劣，文是山西人，故其认为太原凤棲梨优于压沙寺梨，“药录虽称性味寒，涤烦功效有多般。从来御宿嘉名至，岂与西沙一例看”(诗自注：魏人谓压沙为西沙。《承答诗披览叹服无已今复和呈资一噱而已》p3537)。韩琦则对压沙寺梨推崇备至，“四海举皆推美味”这许是桑梓之情使然。强至和诗承其余旨《依韵奉和司徒侍中压沙寺梨》[5](p7021)

　　谁将冰蜜共囊封，结实只园颗颗同。蔽芾舍傍思召伯，周流林下赋扬雄。

　　花经春月千层白，颊傅秋霜一抹红。江橘空甘得奴号，果中清品合称公。

　　最后两句耐人寻味，橘称“木奴”见于贾思勰《齐民要术》序：“李衡於武陵龙阳泛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树。临死敕儿曰：‘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矣。’吴末，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压沙寺梨经春月秋霜，愈加洁清高贵，为“果中清品”，将物人格化实则是对韩琦品格的颂扬。

　　压沙寺梨常被作为礼品馈送亲友，曾几在《曾宏甫到光山遣送鹅梨淮鱼等数种》[5](p18556)诗中称道“吾宗席未暖淮滨，遣骑持书賸送珍。美实来从压沙寺，巨鱼长比藉糟人”。

　　邺台古瓦砚 《墨池编》卷六 “古瓦砚，出相州魏铜雀台，里人因掘土往往得之，多断折者。瓦色颇青，其内晶莹不类今瓦之有布纹。其厚有寸许，上多印工人姓氏，八分类隶书也，时有获其全者，工人因而刓其中为砚，此尤难得。大率每为砚须以沥青煮之乃可用，用之亦发墨而非佳石之比，好事者以其古物颇爱重之”。

　　我们认为邺城文化是赵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邺台古瓦砚”这种有鲜明人文特征的名物就更具有地域文化意义。晏殊、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诗人都有吟咏“邺台古瓦砚”的诗篇，随着瓦砚赠受、诗筒往来，赵文化这一辉煌时期不断被追忆、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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