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名诗歌包括隶籍大名的诗人和仕宦、游历于此的诗人的诗作，其中以仕宦、游历诗人为主。那些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诗人一方面繁荣了本地诗坛，有效地参与了宋型诗的建构;另一方面在诗歌中还有对地域文化的体认与表现，他们之间的诗歌唱和，尤其是异地寄赠传播了地域文化。

　　[关键词] 大名诗歌 宋型诗 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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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杰先生认为宋代文学有四个富有特色的地区，即京东、京洛、江南(含淮南)、巴蜀。这四个地区或盛产名士，或文人聚从频密，在文学以及思想文化诸方面都引人瞩目。[1](p267)大名作为河朔咽喉，国之北门，处于北宋对抗辽国的军事桥头堡，文学成就难于与以上四个地区相比，但大名诗歌还是有效地参与了宋型诗的建构，在北宋诗坛占有一席之地。大名诗歌包括隶籍大名[2]的诗人及仕宦或游历于此的诗人的诗作。第一类诗人，《全宋诗》辑录大名籍诗人三十三人，诗三百七十三首，存诗五首以上者十一人，十首以上者四人。第二类诗人，人数众多，既有在政治地位显赫的高官，如寇准、韩琦、文彦博等，又有文坛上卓有声誉的名家，如苏辙、黄庭坚、晁补之等。

　　一、大名诗歌与宋型诗的建构

　　宋白与刘筠是北宋大名籍诗人中存诗数量最多的两位，宋白今存《宋文安宫词》一卷，南宋时已收入书棚本《十家宫词》。《全宋诗》卷二O收其宫词一百首、诗二十七首。刘筠今存《肥川小集》一卷，《西昆酬唱集》收诗七十三首，《全宋诗》卷一一O至一一二录其诗三卷，收其诗九十五首和大量的断句。他们在当时文坛举足轻重，宋白被杨亿称作“文章盟主”“儒林之木铎”，从现存资料看，宋白是宋代较早创作连章体宫词的诗人，与唐五代宫词相比，有以下变化：由直录时事到述古言今;由宫怨到颂圣;由描述日常生活情趣到记录典章制度典例习俗。

　　在宋型诗建构中走出重要一步的是西昆体诗人。刘筠“景德以来，居文翰之选，其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 [3](卷305)与杨亿齐名，时号“杨刘”。在西昆体诸家中地位仅次于杨亿，他的诗歌主要收录在《西昆酬唱集》中，因而他的诗歌更具代表性。他的咏物、咏史诗，淡化、虚化诗中“情”的成分，情感趋向内敛含蓄，注重内在的心理超越，情感表达理智化;诗歌结构讲究逻辑性，娓娓有序;逞才炫学，典事密集，追求艺术化和精致化的诗学审美理想。 [4]

　　大名在宋初是北方文化中心，北宋前期两个时段文人聚会引人注目：

　　一是太宗年间，既有本籍的王祜、柳开、臧丙、范杲，又有客居、游学于此的寇准、张咏、王禹偁、张景等人，他们或以施政果敢，刚正不屈见称，如寇准、张咏;或以恢复道统为己任，为宋代文学复古发端，如柳开、王禹偁。

　　二是仁宗景祐年间，杜衍知天雄军，此时“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客居大名，门生云集。石介称赞“千里犹比肩，四贤今连甍。相聚诚可乐，相得良有情”。(《密直杜公作镇于魏，天章李公领使于魏，明复先生客于魏，熙道宰于魏，因作诗寄之》)[5](p3417)此间前后，石介也曾到大名游历，凭吊柳开，有《过魏东郊》[5](p3410)诗，慨叹魏地雄壮山河孕育出河朔士人清刚敦厚之气：“全魏地千里，雄大视区宇。黄河为血脉，太行为筋膂。地灵育圣贤，土厚含文武”。

　　寇准身上有许多“大名”因素：他的父亲寇相在后晋辟为魏王府参军，卒后，葬大名;寇准少年随父宦游，与大名作家柳开、宋白有交谊;太平兴国四年，十九岁的寇准与张咏等在大名应举，得发解;太平兴国八年，他由巴东县归知大名成安县;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又由户部尚书迁至天雄军府，六年罢。无论从成长的客观环境，还是他早期的政治抱负看，寇准诗歌应具有豪迈悲歌的河朔贞刚之气，但他的诗歌却是“含思凄婉，绰有晚唐之致”。 [6](卷152)可考知是在大名所作的有以下几首：《邺中和崔迈著作》《成安感秋》《成安秋望》《成安秋望有怀》《赠惠政上人》《邺北旅中怀友人》《再到邺下有感》《小韩店》。范雍《忠愍公诗集》序称：“公之为诗必本风骚之旨，而以感伤为主”，诗歌有着诗刻意模仿晚唐诸人的痕迹，这种感伤应是“为赋新词强作愁”之类。

　　这些人不以诗歌为能事，没有形成揄扬风流的诗歌唱和活动，但他们为宋代诗文革新造势，在宋代士风与文风的构建上做出了贡献。宋诗自立始自欧阳修、梅尧臣诸人，梅尧臣被刘克庄尊为宋诗“开山始祖”，欧阳修主盟文坛二十余年。欧阳修在以复兴“风雅”为号召，推行诗文革新时使用的词汇是“复古”，而以大名为中心的河北、京东士人在宋代诗文复古中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治平二年，苏辙得韩琦推荐，先为大名府留守推官，寻改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治平三年四月，苏洵卒，苏轼兄弟扶柩归蜀。苏辙任职大名仅一年余，期间所作诗歌现存14题，23首。[7] 身处异乡对节序的变化最为敏感，但与气候温润的江南和蜀地相比，春天常在风沙飞扬中姗姗来迟，“城中二月不知春，唯有东风满面尘。归意已随行客去，流年惊见柳条新”。(苏辙《送陈安期都官出城马上》[5](p9846)语言的隔膜更是他们倍感寂寞：“无人携手共吴语，得意摇头时越吟。”(苏辙《和强君瓦亭》[5](p9844) 苏辙《中秋夜八絶》为限韵诗，以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八字为韵，所表达的是闺中思妇游子望月怀远，诗很拙劣，有明显的拼凑痕迹，但这种限韵诗成为诗人逞才使气的体裁。

　　熙宁年间是宋代诗歌一个重要过渡时期。熙宁四年，欧阳修退居颍州，翌年七月卒于此，这标志着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学集团(含梅尧臣、苏舜钦)的结束，此时，诗坛代表人物是王安石与苏轼。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如火如荼的推行新法，熙宁二年，苏轼居父丧罢返汴京，四年，被贬杭州，后来在元祐诗坛独领风骚的苏门文人集团尚未形成。熙宁二年二月——六年二月，韩琦任职大名，创作诗歌一百三十首，其中主要是与僚属唱和之作，大名幕府唱和成为此际北宋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宋代诗坛声势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江西诗派，黄庭坚被尊为江西诗派之宗。“山谷体”成为可供时贤后学模范的诗歌创作范式。熙宁五年——元丰三年，黄庭坚任北京大名府国子监教授，清闲的学官生活一方面使黄庭坚得以博览群书，增加知识储备;另一方面他结识了谢景处、苏轼、晁补之等人，砥砺唱和，提高诗歌艺术技巧，是山谷体形成的关键时期。

　　二、大名诗歌与地域文化

　　大名诗坛诗歌创作以仕宦、漫游诗人为主，那些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诗人一方面繁荣了大名诗坛，另一方面在诗歌中还有对地域文化的体认与表现，他们之间的诗歌唱和，尤其是异地寄赠传播了大名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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