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八荣八耻是国家与个人实现幸福的精神保证。换而言之，它们也是服务于人的幸福，以人的幸福为目标。否则，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八荣八耻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八荣八耻分别从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构成了实现人的幸福的动力。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文化软实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而且包括文化和精神的实力。强大的精神力量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充分发挥物质技术力量的作用。从此意义上看，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国家与民族谋求国家富强、保证人民幸福的首要基础。它是金融资本、知识资本实现其增值的价值之源，是人民获得幸福的精神保证。八荣八耻是个人实现幸福的重要保证。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基本的是非观、善恶观，沦落为一个危害祖国的人，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一个好逸恶劳的人，一个损人利己的人，一个见利忘义的人，幸福还能够与他同在吗?所以，早在古希腊时，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德性与财富、健康是构成一个人幸福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决定着社会主义的目标任务、制度体制和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主导着社会的前进方向。就其内在原因而言，这就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人的幸福为目标，它们围绕实现人的幸福而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否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将成为无意义的空话。

　　二、构建内容：在历史中继承和发展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西方德性伦理是反主流的伦理学派。它的兴起“主要起源于对占主流的道德哲学的不满”[6]。德性伦理对近代以来的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进行了批判和剖析，力图通过向传统学习那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思想，同时把目光投向当代生活中的实践问题、社会问题和社团问题，致力于以社会责任来制衡个人的权利，以改变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改变当代道德无序和德性日益边缘化的伦理困境。

　　在现代西方主流伦理学中，无论人本主义学派还是科学主义伦理学，道德非历史主义是其共同的理论特征。从近代绝对主义和历史主义伦理学传统转向道德非历史主义，是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共同趋势。从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学的理论来看，尼采可以称得上道德非历史主义的突出代表，他反对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传统价值体系，主张“重新估计一切”，唯有代表生命意志的“超人”才能创造出真正的道德。萨特则提出“存在先于本质”，个人的绝对自由是道德的基础，个人的选择是“价值的唯一来源”。而实用主义伦理学则毫不掩饰地鼓吹“有用即是真理”的道德工具论。与此殊途同归的是，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另一主流伦理学——科学主义伦理学试图使伦理学科学化，却将道德视为人的主观情感、愿望和心灵状态的表达。他们反对以传统的历史主义方法来探讨道德问题。其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就曾明确提出：科学哲学(包括伦理学)的目的就是“摆脱历史主义而用逻辑分析方法达到我们今天的科学结果那样精确、完备、可靠的结论”。[7]

　　显而易见，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主流流派，都己经摈弃了传统伦理学所追求的历史主义方法(如黑格尔的伦理学)，它们漠视道德的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片而强调道德的创造性和更新性，从而将道德理论孤立化、主观化和相对化。这种片面否定传统文化价值以及道德普遍性的极端趋势，造成了现代西方伦理学中弥漫着浓厚的主观情绪，也使它自身陷入重重矛盾和困境之中。当今出现的一些新的道德理论(如罗尔斯、诺齐克的正义论)和其它哲学文化学(如阐释学、人类文化学)正是在意识到这一矛盾困境的情形下，重新转向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开始了传统伦理学的复归。其中，德性伦理学的复兴是这种回归历史的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说罗尔斯等人还只是回归到康德，那么德性伦理学家们则认为这还不够，因为近代的形式主义恰恰是从康德等人开始的。他们认为要回归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期，追求伦理学探讨问题的历史源头。正如徐向东所指出，“美德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就是对所谓‘现代道德哲学’的批评，另一个背景就是古代伦理学。”[8] 这一方面反映出现代西方伦理学发展的艰难曲折;同时也给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内容方面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经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无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还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是从历史中得出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

　　马克思主义在马恩之后，现在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具体表现。我们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历史产物。简单地借鉴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曾经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中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热点。如果简单地移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样是相当危险的。还有学者们热衷于探讨本源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先将斯大林请出马克思主义，再将列宁、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进行反思，进而将马克思又划分为青年、老年之别。如此解构之后，马克思主义就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之中。如果我们如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继承性，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所具有生命力的原因——它正在融入和必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恰恰是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根本原因所在。

　　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同样具有历史继承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从1840年起，无论太平天国的梦想，洋务运动的抱负，戊戌变法的壮志，还是辛亥革命的蓝图，都没有改变近代中国人民饱受奴役和欺凌的悲惨命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是中国人民改变自身命运的必然选择，是历史的选择。它使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从贫穷走向富强。尤其是从1978年到2009年的三十多年中，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增速的3倍多。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拉特里奇用“中国奇迹”来概括中国的巨大变化。在他看来，“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增长幅度史无前例，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改变了世界。”2004年，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拉莫写的《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在文章中，库珀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而国际社会展开的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热烈讨论更是使世人关注中国人自己从历史中选择的发展方式。[9] 上述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它因其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而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恰如邓小平曾预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显然，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在中国具有其历史继承性，而且也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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