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贺享雍作品具有启人心扉的哲学意味。哲学是人类对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的最高一级的思考与概括，属于形而上的层次，是抽象的;“意味”则是一种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感知因素，属于形而下的层次，是具象的。二者通过形象引发的联想在深层意蕴中的有机结合，即是哲学意味。英国诗人艾略特说：“最高的哲学是最伟大的诗人之最好的素材;诗人最后的地位必须由他诗中所表现的哲学以及表现的程度如何来评定”。 [8] 贺享雍作品对社会生活内蕴的揭示和表现，使其具有启人心扉的哲学意味，带给人们几多感悟和思考。就主题层面而言，如果说《苍凉后土》和《怪圈》凝聚了作者对中国社会政治伦理性的思考，那么，《遭遇尴尬》则有了文化哲理性含义了。贺享雍地域文学 “三部曲”：《钱书记的故事》揭示出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依法的办不成事，要办的事又没法”的奇怪现象，《孙书记的故事》展示了法律在民俗传统面前的无可奈何，现代文明在封建迷信面前的无能为力的“尴尬”，《李书记的故事》则揭示了“现代制度”本能有效地融入现实生活的尴尬处境。这三篇小说的题材由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留给读者一个宗教哲学意义的主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让人悟出的既是道德的训诫，又带宗教式的虔诚与皈依的色彩。作品《土地神》以细腻的笔致，借千百年来土地神这一化身，通过农村基层干部的人物形象，描写了农村复杂的矛盾纠葛，反映了现阶段的农村实际。作者穿透性的刻画，逼近人性深处，笔触老辣。小说尽显主人公牛二的“热心为公”，又细数其“歹毒禀性”。先是村民组长后是村长的牛二以封官许愿而养情妇、捞油水，但是，当村小学教室垮塌，牛二却能不顾一切冲进瓦砾堆中救出被砸得头破血流的小学生。他还采取近乎无赖的办法，逼着县长兑现了原本不打算兑现的空头承诺，为村小学要来了十五万元的排危建房款。他不惜冒着得罪乡党委书记的风险，从土地买卖中多争取了十万元钱，保护了村民的利益。对于牛二这个多面性格的人物，应该给他以怎样的评价?牛二会往哪里走?这一切的一切，贺享

　　仿佛是一位人心与灵魂的探索者，带给读者的关于“人、“人性” 的哲学思考。

　　第二，以“人文关怀”向“善”：

　　“人文关怀是一种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及其命运、幸福相联系。”[9]评论家孙建军在一次“四川乡土小说的现状与缺失”研讨会上说：“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在关怀现实的同时，还要对心灵、情感世界予以形而上的书写，对生存的基本问题作出超越性的思考，从而最终达到对人类普遍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对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的深刻反思。因此，是否具有终极思考和终极关怀是文学的崇高追求，也是作家的重要品质”。虽然贺享雍小说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超越生命及对生命终极价值思考的深度，但我们可喜的看到，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他一路走来，带着对生命的悲悯与关切和他逐渐成熟的身影，表现出一种向“善”及其终极价值——“人文关怀”的审美追求。鲁迅在谈到“真、善、美”作为文学评价的美学标准时，曾把“善”置换为“前进”一词，即有利于社会前进或进步意思，贺享雍的作品以“善”作为核心价值取向，表现出有助益社会进步和人生幸福的情感的高尚性与功利性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给人以积极的精神影响。贺享雍作品中人物以社会身份划分有三类系列，其中“农村系列”的有农民、村官、乡官，“豪门系列”的有下人、豪绅、官吏，“都市系列”的有市民、商人、官员，这些人构成了时代的众生相，在这三个人物系列中，贺享雍把创作视野从农村到城市，从商场到官场，从沿海到内地，从山区到平原，从集镇到工矿，各行各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的作品，既有乡土中国的浓郁气息，又跳动着时代变迁的脚步声;既为农民的生活和命运奔走呼号，又呈现出农村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成长的曙光，表现出对人的生存、命运与发展的悲悯与关切，形成了他作品的人道主义、苍生情怀和悲剧意识的思想主题。小说《苍凉后土》中佘老汉在土地承包的头两年，日子越过越红火，他家的田越种越多，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田大户，然而，尽管他风里来，雨里去，田地却越来越不好种，买不到化肥，农药竟然是假的，养蚕是蚕多桑叶少，栽麻卖不出，再加上儿子的婚变，女儿爱情的悲剧……使他家的生活由小康陷入困顿，家庭也充斥着矛盾，小说最后这样写道：“中明老汉慢慢伸出手，摩挲着文义的头。父子俩再也没有说话，只让明月温柔地沐浴着他们。很久父子俩都没有松开……”在苍凉悲怆的写照中寄予了作者深切的悲悯和人文情怀!贺享雍在他的“豪门系列”的小说里塑造了各种类型的女性，写出了她们悲惨的一生，他回忆当时创作的心情：“我就这样面壁沉思，想着想着，我好像看见了从这些年轻姐妹眼中流露出的凄苦、怨艾与无奈之情。一种意念，一种冲动，在我心里徐徐生起，我好像想喊点什么，说点什么。”[10]在《狼相报告》里，即或是外表潇洒，出入酒吧舞厅的“成功人士”，其背后也有说不尽的痛苦和折磨，作品中写道：“听一听这只狼的哀嚎，你会深切地感受到维持人性的尊严与真诚，是何等的不易。”在《遭遇尴尬》里，作者深入到人物内心世界，用“人”的眼光写出了官员们痛苦与无奈，忧伤和无助，故事越讲越沉重，留给读者的是一个沉重的关切与悲悯。

　　贺享雍小说的美学理想，不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反思历史，其最后的思想开掘和价值倾向就是讴歌人性的美好和伟大。人道主义是他创作的思想基础，同时，又表现出对丑恶腐朽和阴暗事物的拒斥，抑“恶”扬“善”，体现出一腔苍生情怀。他在《豪门婢女》的“后记”里写道：“不管是在像《苍凉后土》这样贴近现实，拥抱时代的现实题材的作品中，还是在像《豪门少妇》这样描写二三十年代普通人民不幸生活的作品中，我都尽量地避免所谓‘雅’文学的考究曲致和矫揉造作……从而使作品能根于社会底层，维系人民大众的普通生活而充溢着五光十色的人生情态。一句话，我希望我的作品，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能够喜欢它。”[11]这段话，充分体现了贺享雍的人道情怀和人文精神。为此，著名评论家袁基亮说：“对于贺享雍来说，占据他写作兴奋点的主要是感伤的悲剧激情，作品表现的多是人生的悲情和悲感。”[12]

　　第三、以“文本升华”崇“美”：

　　如果说以“历史理性”求“真”，以“人文关怀”向“善”是贺享雍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的审美价值取向与追求的话，那么，以“文本升华”崇“美”就是贺享雍小说在形式上的审美体现和价值追求。贺享雍小说洋溢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语言朴实，文风沉郁，情节生动，在让读者领略当代农村生活的缤纷画卷时，也领略到审美情趣的多样化。他既运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和典型化原则，又借用夸张、变形、反讽等手段，把作品的氛围和人物性格描绘得引人入胜、栩栩如生，极具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乡土题材创作领域里一位风格独特、成绩突出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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