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贺享雍是一位四川乡土文学作家，20多年来，先后创作了《末等官》、《苍凉后土》、《怪圈》、《遭遇尴尬》、《土地神》等一系列凝重大气的作品，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和读者的反响，被有的评论者称为新时代的赵树理。纵观贺享雍的一系列作品，主要表现为以“历史理性”求“真”， 以“人文关怀”向“善”， 以“文本升华”崇“美”的价值取向，而这也成为贺享雍小说被广泛关注与赞誉的根本原因所在。

　　【关键词】贺享雍;小说;价值取向

　　贺享雍是一位四川乡土文学作家，先后做过40多年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在丰沃的田野上，终年辛苦耕耘，20多年来，他以一个作家的道义、良知和责任，把心交给农民，真实地抒写了发生在父老乡亲们身上的那份苍凉与沉重，直面他们的痛苦、欢乐和追求。贺享雍是位勤奋高产的作家，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末等官》、长篇小说《苍凉后土》、《怪圈》、《遭遇尴尬》、《土地神》等一系列凝重大气的题材作品，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被有的评论者称为今天的赵树理，他是沙汀、艾芜、周克芹以后，四川乡土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作家。

　　纵观贺享雍的一系列乡土作品，这些创作大多取材于作者亲历或经历过的生活，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新时期农村广阔而丰富的生活场景：生动优美的社会风俗，清新自然的风情风景，前进中人的观念善变的困惑与阵痛，基层干部的艰辛与奉献，致富路上的迷茫和价值的错位……小说洋溢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语言朴实，文风沉郁，情节生动，在让读者领略当代农村生活的缤纷画卷时，也领略到审美情趣的多样化。

　　那么，贺享雍的一系列作品为何能引起广泛关注并产生较大影响?其审美价值取向如何呢?

　　第一、以“历史理性”求“真”：

　　文学创造作为一种审美创造，就是要在创造活动中求真、向善、崇美，要实现这一审美价值追求，艺术真实是前提和基础。艺术真实“是作家在假定性情境中，以主观性感知与诗艺性创造，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特别是那些规律性的东西的把握，体现着作家的认知和感悟、具有审美价值意义的真实。”[1]而内蕴的真实是艺术真实的主要特征之一，揭示生活的内蕴以体现“历史理性”，则是艺术真实创造的核心要求，文学创造就是以“历史理性”的眼光，透过社会生活的表层对生会生活的内蕴作出艺术的揭示和表现。贺享雍的小说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和时代紧密相连，深刻地揭示和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内蕴，具有内蕴的真实和本质的真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贺享雍的作品表现了对社会生活真相事理的揭示。社会生活是一个极其丰富复杂、缤纷动荡的大千世界，文学作为审美创造活动，不是对生活刻板的摹写、原样的再现、机械的复制，而积极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和表现，具有主观能动性。列宁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2]文学创造就是要通过个别揭示一般，通过现象揭示本质，在个性中体现共性，以“历史理性”的眼光，透过生活的真实的表层对社会生活的内蕴作出艺术的揭示和表现。因此，内蕴的真实总是与发掘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等联系在一起。贺享雍的一系列作品不仅遵循了艺术创造的规律，而且，揭示和表现了社会生活的真相事理，体现出内蕴的真实和本质的真实。贺享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始终从生他养他的生活出发，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通过艺术概括和典型化创作，以客观的叙述和冷静的分析来逼真地具体地再现生活，让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评判隐性地流露其中，从而去揭示生活的内蕴和本质。贺享雍在他第一部中篇小说集《末等官》的扉页题记写道：“在小说创作中，我力求贴近生活，但又不图解生活，在鲜明的风情风俗画面中，让栩栩如生的人物表现生活的本质——它的思想，它的力度，它的美感。”[3]正是贺享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用现实主义典型理论的美学思想指导自己的创作，在他近四百多万字的小说作品里，涉及了农村、豪门和都市三方面的生活内容，讲述了小民百姓的苦难、奋斗和达官贵人的荒淫、豪奢的故事，再现了动乱年代的黑暗生活与和平时期的幸福日子，表现了男欢女爱的情欲和生死相依的情爱，塑造了各色人等的卑鄙与丑恶、平凡与普通、伟大和崇高的人物形象，创造出一系列典型和蕴含社会生活内蕴与本质的作品。他凭着满腔热忱和厚实的农村生活功底，创作了《苍凉后土》这部以农民负担过重导致种种矛盾的社会小说，具有为农民代言的典型意义，成为为农民的生存状况大声疾呼的“农民作家”。贺享雍的创作，既注重将自己生活的具体的小环境和社会生活大环境结合起来，又注重特定生活的具体性和真实性;既注重从宏观上与时代的脉博相一致，又注重在作品中体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展现生活的矛盾和揭示生活的本质，由此，2001年9月在成都举行的他的《怪圈》作品讨论会上，评论家纷纷用“苦涩反思，警世力作”，“对腐败怪圈的深层透视”，“叩问民族的灵魂”等语言来评价这部作品。2002年在《遭遇尴尬》讨论会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鈡琛说：“这部小说把我们那被都市的高楼和膨胀的欲望所遮蔽的目光带到了农村。说着现代和后现代的都市人仿佛已经遗忘了这个世界，而它竟然还在我们身边，如果忽略它，就意味着逃避，也意味着背叛。它带给我们思考的不会众口一词，也不会浅尝辄止。正因为此，我相信，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会在人们的思考中得到实现。”[4]于此，可以看出，贺享雍的作品所揭示的生活内蕴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深刻性，同时，带给读者的是对作品深层次的思考和持续的审美回味。

　　其次，贺享雍的作品表现了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揭示。贺享雍不仅关注真相事理，也把目光投向历史和文化，由此来揭示和表现生活的内蕴。2009年12月1日在贺享雍的家乡达州市举办的“贺享雍文集首发式暨享雍创作道路研讨会”上，著名评论家孙建军说：“贺享雍是在文化意义上的勇敢而执着的麦田守望者，他的作品是在完全漂浮着茅草和麦香味中完成的”。由于他对乡土人生的关注，使他不仅成为一位“三农”问题的调查者，也成为一位历史与文化的剖析者。《当代文坛》副主编夏术贵在一次讨论会上说：“从理论上讲，写乡土并不等同于写农村，作为乡土文学就必须具备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独特的乡土文化，要表现民风民俗、日常生活、思想观念等本乡本土的独特文化形态。写到农村但不以反映某乡某土的独特文化形态为主，就不能称其为乡土文学。”因而，任何成功的乡土文学作品，虽然内容集中于某一地域、某一群体，但在文化精神上，作家往往超越个人和地方性的情感体验。贺享雍是一位四川乡土文学作家，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他对的这块土地非常熟悉和了解，也熟悉和了解这里的历史和文化，他充分利用这方山水的人文风情，从中开采生活的矿藏、寻找创作的素材，从而在作品中展现他的乡村叙事，反映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揭示历史与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我们看到，从《苍凉后土》到《怪圈》，再到《遭遇尴尬》，贺享雍从表现地域文化到超越地域文学之上，其作品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文学气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既能读出《狼相报告》中对中国当代伦理批判思想意识，也能感受《豪门婢女》中生殖文化的厚重，既能读出“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封建伦理文化对乡土人生根深蒂固的影响，也能感受作者对中国封建礼教文化的批判，既能感到作品中民俗参与叙事的情节预兆，又能感受到天人感应的神秘声响，既能感受到月亮冰清玉洁的多元象征，也能感受得到太阳五彩缤纷的变幻的意味;同时，贺享雍的作品又善于将复杂的生活事件聚焦，为读者呈现一幅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图景，为此，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吴野针对《遭遇尴尬》指出：“贺享雍选择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切入口，描写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尴尬’情境，从这一点切入，又从这一点去展开，提供一幅幅极具动感的画面，勾勒出几个丰满活泼的人物形象，留下一团团解不开的谜语，等待着读者自己的思索”[5]因而，可以说《遭遇尴尬》既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具体写照，又是中国当代社会乡土历史的缩影和折射，长期致力于贺享雍小说研究的四川文理学院范藻教授指出：“作品触动了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诸多背谬之处，展现了法律与现代文明在传统文化和行为方式面前的苍白无力和产生这种现象的现实基础。”[6]为此，贺享雍在作品中深切地呼吁：“我是那么迫切地感到培育全体公民自觉遵守各种‘现代制度’有效运作的社会文化心理，有多么重要和艰难。而培育这一社会文化心理的过程，正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过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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