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胡二人的政敌观折射出现实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复杂性。在此一时期，国民党建构它的高层机构，共产党翻转它的农村基层。[33] 在需要群众觉醒且群众也在日渐觉醒的时代，这两个过程使得两党的合道性乃至合法性逐渐发生变异。丁、胡等对共产主义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的诱因分析已揭示出此点。这种变异让自由主义者重新审视现实政治，并且从中找到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所具有的契合点——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正如胡适曾对共产主义革命者作出的评价：“那些为民国十三年以来的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有着崇高而伟大的理想，其所从事的事业是为“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是为“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34]所以共产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有其存在的合道性。这种合道性又预示着共产党在未来政治的走向中将取得合法政治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然而，此种政敌观对现实政治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的效力?从1932年6月丁文江发表《所谓“剿匪”问题》一文明确提出其政敌观，到1937年6月《独立评论》悄然停刊，期间，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始终没有停止过，其规模反而越来越大。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共的第四次“围剿”正酣，1933年春，国民党在鄂豫皖苏区初步得手后便开始计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公开发表谈话，明确宣布：“抗日必先剿匪，……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27] (P1509) 表明了南京政府坚持“剿共”的决心。这种政治基调一直延续到1937年9月才算基本结束，而《独立评论》已于本年6月6日刊印第237号后悄然停刊。可以说，整个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用枪炮声回应着此派的政敌观。从中我们不难管见，知识精英们的理想与政治现实存在着巨大的落差。面对政治力量的掌控者，该群体显得异常弱小，其诸多主张与理念虽然极具合理性，却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除非政治力量的掌控者做出政策或策略的调整。全面抗战爆发后，诸多因素促成蒋介石承认共产党及其所辖边区政府的合法性，便是证明。国共第二次合作说明了此种政敌观也颇具前瞻性，在民族危难空前的情势下，最终转化成了现实政治力。然而，这种转化是国共两股政治势力相互协调的结果，处于政治边缘的知识精英们尚无主导的权力。当然，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政敌观的前瞻性亦不可小觑。它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共产党力量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合法政治地位到来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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